當田中角榮帶着中日建交的消息回到日本時，他在羽田機場，受到了英雄一般的歡迎

對於當時的日本社會而言，同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不管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是一次天大的好事

在1972年，相比較於中國需要日本打開外交困局，日本更加需要中國的市場來延續其經濟奇蹟

而中日之所以能夠在田中內閣上臺僅三個月，就實現光速建交，最核心的基石就是在建交談判中，中方在一開始就決定以德報怨，放棄對日索賠的要求

沒有中方的寬宏大量，中日建交將很難早於中美建交，然而在日本右翼眼中，中國的善意，卻成爲了他們攻擊中國、開脫責任的又一個藉口

擔憂

雖然在今日的日本右翼嘴裏，中國放棄對日索賠，是一個被一筆帶過甚至刻意忽視的事實

然而時間撥回田中角榮上臺時，對中國的戰爭賠款，是當時日本經濟困境中的死結

得益於池田勇人的規劃，日本在六十年代高歌猛進，連續超越英法德，成爲資本主義世界第二經濟強國

可是到了七十年代初，不希望狗鏈鬆動的美國，已經開始針對性地打擊過於強勢的日本經濟，

1971年8月，尼克松突然宣佈美元與黃金脫鉤，並徵收10%進口附加稅，同年12月，還逼迫日本簽署《史密森協定》，日元從1美元兌360升值到308

這套組合拳讓日本的出口經濟遭受重創，日本的 “伊奘諾景氣”時代戛然而止，爲了給過剩產能尋找出口

當時有8億人口的中國，是日本唯一的救命稻草，相比較於日本政界，日本商界老實的多

他們深知其中利害關係，於是聯合送走了佐藤榮作，請上了田中角榮，田中內閣成立的核心目的，就是解決中日問題

可是正因爲日本商界有一百二十分的誠意，中國也接受與田中進行談判，戰爭賠款問題纔會變得尤爲突出

獲得中國市場的前提是中日建交，而中日建交的前提又是解決戰爭賠款問題，可是支付戰爭賠款，只會讓身處困境的日本經濟雪上加霜

於是日本商界只管找人不管解決問題，田中有意與中國建交，卻不知道從何下手

從理論上講，這筆賠款對於當時的日本而言是天文數字，根據估算，即使是最保守的索賠要求

日本應支付的戰爭賠款就應在百億美元以上，而當時日本全國的外匯儲備僅有160億美元左右

只要中國開口索賠，那麼日本必然財政破產，但從道義上講，日本只要想同中國建交，必然不可能賴賬

於是在田中內閣之前，所有日本首相對這個問題都是避而不談，中日建交自然也是沒有眉目

然而誰都能躲，田中不能，上任首相後，他硬着頭皮讓竹入義勝去北京探探口風，然而結果卻令他大喜過望，因爲中國居然主動提出

爲實現中日建交與東亞和平，願意主動放棄對日索賠要求

解局

中國在當時爲何會放棄對日索賠？這個決定在1972年由毛主席和周總理聯手拍板

既不是純粹的政治算計，也不是無理由的寬宏大量，事實上，放棄對日索賠不僅是中國在中日建交上最大的誠意

同時也是一步符合長遠政治利益的好棋，作爲核心決策者之一，周總理熟讀歷史，他多次提到一戰結束時的《凡爾賽和約》

認爲協約國對德國索要鉅額賠款，不僅沒收到多少錢，反而催生了納粹和二戰，如果向日本索賠，最終負擔會轉嫁到日本勞動人民身上

這隻會加深兩國人民的仇恨，讓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更有土壤，因此放棄索賠不僅能打開中日建交的大門，也能爲解開中日仇恨螺旋踏出第一步

此外，不管是實現聯美抗蘇的戰略需求，還是破解臺灣國民黨當局設下的陷阱，放棄對日索賠都能起到正向效果

用一筆未必能全額收到的賠償，換取道德高地與長遠利益，在周總理等人看來，是非常划算的決策

最終放棄對日索賠要求，就這樣寫入了竹入的筆記本，並直接激勵了田中角榮決定賭一把，在上臺後的第一時間就火速解決了中日建交的問題

收穫

在中日建交之後，中國的以德報怨，幾乎是在第一時間，就同時對兩國起到了巨大的正面效果

對於中國而言，放棄賠款與中日建交，直接打開了外交局面，1972年後的短短兩三年內，澳大利亞、新西蘭

以及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等國迅速與中國建交，美國苦心經營的亞洲反華包圍圈瞬間崩塌，中國不僅徹底走出了外交孤立，還爲後來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安全的外部環境

同時中國在經濟上也並非一無所獲，1973年，中國啓動了引進43億美元成套設備的“四三方案”

這份鉅額採購單中，日本成爲了最大的技術來源國，無論是解決中國人喫飯問題的13套大化肥裝置，還是解決穿衣問題的化纖設備，幾乎全部得益於日本的技術轉讓

對於日本而言，中日建交帶來的不僅有數百億美元的賠款豁免，更有解決經濟問題的出口
根據日本通產省的統計數據

中日建交一年後，中日的雙邊貿易額度就飆升至20.3億美元，相較前一年增長了一倍

到了1975年，中日貿易額已達37.9億美元，短短三年間增長了近四倍

對於當時深陷“尼克松衝擊”與石油危機雙重打擊的日本企業來說，中國市場是他們的救命稻草

日本的鋼鐵、機械與化肥產能，被中國這個巨大的新市場瞬間消化，像豐田、松下、新日鐵等企業，正是藉着這股東風

他們才能在七十年代資本主義世界普遍滯脹的背景下，度過困境，迎來九十年代初日本真正的經濟巔峯

當時中日兩國民間的關係也遠比現在好得多，1972年11月，大熊貓“康康”和“蘭蘭”赴日，引發了日本史無前例的熊貓熱

到七十年代末，日本國民對中國的好感度，在70年代末達到了接近80%的歷史巔峯，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希望看見中日友好

在日本右翼眼中，對中國恩將仇報，不僅是他們唯一要做的事情，也是他們一以貫之的行動綱領

恩將仇報

實際上在田中上臺之前，日本右翼就在阻撓中日和解上無所不用其極，當田中角榮宣佈要訪華時，右翼團體每天在其官邸和外務省門口

開着宣傳車廣播謾罵，在黨內會議上瘋狂攻擊田中是賣國賊，甚至發出暗殺威脅，田中角榮出訪前不僅安排了極爲嚴密的安保，甚至向家人交代了後事

而在中國放棄賠償，中日建交之後，日本右翼不僅沒有因中國的寬宏大量而自慚形穢，反而開始了更加瘋狂的篡改歷史

1973年，一批右翼分子歃血爲盟，成立了以反華反共爲核心宗旨的右翼小團體“青嵐會”

其核心成員就有日後臭名昭著的石原慎太郎，幕後老闆則是前右翼首相岸信介

爲了消解這筆道德債務，他們開始炮製歷史，先是表示那份不被新中國承認的《舊金山和約》，早已在1952年解決了中日問題

蔣介石在當年，就已經放棄了對日索賠，中國大陸的放棄，不過是順水推舟，在法律上他們本來就拿不到錢

然而這一條在國際法上完全不成立，1971年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已經徹底解決了中國代表權問題

臺灣當局無法代表中國，其所簽署的任何文件，自然也不具有法律效力

右翼自知理虧，於是提出了第二點，認爲中國放棄賠款是純粹的算計，是北京爲了換取日本一起對抗蘇聯而交的入夥費，這是一場純粹的政治交易，不需要感恩

可是這條混淆了動機與權利，當時如果中國執意要賠款，那麼先崩潰的是日本的經濟，而不是中國的外交

右翼不是傻子，也能想明白這一點，他們在最後憋了個大的，直接否認侵略戰爭的性質，認爲那是“日本解放亞洲的戰爭”，只是失敗了而已

既然不是侵略，自然不需要賠款，右翼的最終說辭，不僅是對中國的侮辱，更是把美蘇基於《波茨坦公告》建立的戰後秩序按在地上摩擦

因此這一套邏輯在當時無人認可，右翼也知道想說服這一代日本國民是不可能的，在時間來到八十年代之後

他們開始在“歷史修正主義”上搞小動作，企圖通過修改教科書、參拜靖國神社，給新一代日本年輕人洗腦

當對手是日本右翼時，中國的寬容並沒有換來懺悔，反而滋生了更無恥的抵賴

1978年10月，靖國神社第六任宮司、前戰犯後代松平永芳，偷偷摸摸地將包括東條英機在內的14名甲級戰犯的牌位送進靖國神社

一個深刻影響了日後東亞關係的惡性事件，自此被右翼份子們，憑空製造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