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日關係，絕非中日兩國之間的問題，在今天的東亞棋局背後，美國纔是操縱日本的那個棋手

新的系列中，我們將跟隨歷屆日本首相的腳步，觀察戰後中日關係的核心脈絡

而當前中日之間緊張氛圍的核心根源，在於日本侵華所產生的歷史債務，被美國在戰後通過一系列制度設計，幾乎全部繞過

聽天由命

時間撥回1945年8月15日，原子彈與蘇聯紅軍的雙重夾擊，徹底摧毀了日本帝國的戰爭意志，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

9月2日，在停泊於東京灣的美國“密蘇里”號戰列艦上，日本簽署了《日本投降書》

其中明確規定“茲爲天皇、日本政府及其繼承者，承諾忠實履行波茨坦公告之條款”

並“宣佈所有日本軍隊及日本人民，對於盟軍最高司令之任何要求，或其所頒發之任何命令，均須立即服從”

這一條款在法理上，意味着日本暫時放棄了作爲一個主權國家的獨立權力，將其命運交由戰勝國處置

對於當時的日本而言，審判誰？放過誰？誰負責，誰建設，日本要如何切割，新的日本應該用什麼制度，完全由佔領軍說了算

盟軍最高司令部設在東京市中心，位於俯瞰皇居的“第一生命保險大樓”，盟軍最高總司令，由美國五星上將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擔任

這一職位設置，加上日本投降書的授權，意味着麥克阿瑟可以在日本爲所欲爲，他可以直接頒佈法律指令，而日本政府必須無條件執行

也可以罷免或任命任何級別的日本政府官員，還可以直接控制日本本國的司法系統，不管是審判戰犯還是審判其他罪犯，理論上都可以進行干涉

此外還有權解散日本的舊財閥，重新分配土地，日本的對外貿易和金融也完全由麥克阿瑟控制

最後，他還有權對日本的報紙、廣播、電影、書籍進行嚴格審查，任何批評佔領政策的內容都會被禁止

當時的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只有在得到麥克阿瑟點頭後，其發佈的政令才能生效，也正因爲如此

麥克阿瑟在戰後最初的幾年，是無可爭議的“日本太上皇”，這種背景下，一個繞不開的問題擺在了他的面前，如何處理“一號戰犯”日本天皇

一號戰犯

二戰結束之後，遠東軍事法庭起訴了以東條英機爲首的28名甲級戰犯，作爲日本戰爭機器的大腦和中樞

其中7人被判處絞刑，16人被判處無期徒刑，剩餘5人要麼精神錯亂，要麼死於審判期間，沒有一個人真正意義上躲過懲罰

然而與28位甲級戰犯相比，昭和天皇不僅活到了戰後，還沒有受到任何形式的審判，甚至連起訴都沒有

他不僅被完全免責，還在美國的保護下，繼續擔任日本天皇直到1989年

一些解釋認爲，日本天皇是虛位君主，沒有決策權因此也不需負責，但從事實上講，戰前與戰後的日本天皇，所握有的權力完全不同

對於日本帝國的侵略行爲，天皇至少要負三重責任，首先，數百萬日本軍隊是以爲天皇而戰的名義開展侵略

昭和天皇，實際上是整個軍國主義意識形態的精神支柱，以及最高象徵，因此他對於日本的侵略行爲，在道義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其次，根據戰前的《大日本帝國憲法》，天皇不僅是國家元首，同時擁有陸海軍的統帥權，所有重大的軍事行動，不管在名義上還是在法律上，都必須經過他的批准

最後，根據戰後的調查資料，日本天皇在日本侵略過程中，扮演的也不是一個純粹的蓋章機器

他積極參與御前會議，不僅聽取戰犯們的彙報，還能主動提出問題，發動全面侵華、與德意結盟、發動太平洋戰爭等一系列關鍵決策

都是在天皇知情且同意的情況下做出的，可以說他對戰爭的進程、具體戰略、以及侵略的後果，都有完全的認知

因此日本天皇不僅完全符合戰犯的標準，同時也是日本法西斯的核心戰犯之一、甚至是首席，然而日本天皇最終爲何沒有出現在東京審判的審判席上？

因爲天皇脫罪這件事，與法律和事實沒有任何關係，是美國全程操縱下的、一個徹頭徹尾的政治決定

脫罪

之所以會有這個政治決定，從一個冰冷的角度講，是因爲麥克阿瑟本人，不僅不是二戰的受害者，反而因爲二戰功成名就

日本帝國的侵略行爲，對於數以億計的中國人來說，是家破人亡的災難，但對於麥克阿瑟個人而言，這場戰爭中他既沒有直系親屬傷亡

戰爭也讓他從一位已退役的陸軍元老，一躍成爲僅有的幾位五星上將之一

因此他在處理日本問題時，完全沒有任何對於受害者的共情，同時也根本不考慮任何“復仇”與“懲罰”的因素

他所做出的所有決定，第一齣發點都是對於自己的事業有沒有幫助，第二齣發點都是對於美國的國家利益有沒有好處

早在日本投降之前，美國前駐日大使約瑟夫·格魯爲首的一批外交官，在戰爭末期就持續向杜魯門政府建言，將日本天皇與軍國主義戰犯切割，是改造日本阻力最小的路徑

對於這一消息早有耳聞的麥克阿瑟在抵達日本後，便迅速做出判斷，要以最小的成本改造日本，天皇的權威是不可或缺的工具

他向華盛頓進行通報，明確表示如果廢黜或審判天皇，可能會在日本引發大規模的混亂、抵抗甚至游擊戰

屆時他將需要數十萬、乃至上百萬的美軍來維持秩序，這個基於佔領成本的冰冷判斷，讓他與美國政府迅速達成一致，考慮放過天皇

然而麥克阿瑟也知道天皇本人與日本侵略無法切割，直接宣佈天皇無罪的話，會在當時的亞洲掀起軒然大波

於是他開始了一系列極其骯髒的政治操作，他指派親信費勒斯，祕密約見木戶幸一、近衛文麿、若槻禮次郎等前日本政治精英

要求他們將所有戰爭責任，推給東條英機等軍國主義者，並將天皇塑造爲一個被軍部架空

熱愛和平、無能爲力的無權君主，爲了瞞天過海，這些日本精英在費勒斯的指揮下還特意串通證詞，確保在未來的審判中，所有人的說法都能相互印證

以爲天皇徹底脫罪，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之後，不僅這些精英構建了一套天皇無罪的說法

同時法庭的檢方還刻意隱瞞與天皇有關的核心證據，同時當證人的證詞有牽涉天皇的傾向時，會被法官直接打斷

這一系列操作徹底從法律上爲天皇脫了罪，而知道自己小命都在佔領軍一念之間的昭和天皇也非常配合

1946年1月1日，裕仁天皇發佈《人間宣言》，公開否定自己是“現人神”，承認自己只是一個普通人

這一舉爲他轉型爲“象徵天皇”鋪平了道路，也極大地淡化了他的戰爭責任，並最終讓他得以全身而退

惡果

對於美國政府而言，不審判天皇的好處是立竿見影的，除了減少佔領成本之外，一個穩定的日本，可以更快地從戰敗的廢墟中恢復，成爲美國在遠東對抗蘇聯的橋頭堡

同時豁免天皇，是對日本傳統精英階層的一次巨大安撫，這不僅能讓他們感到安心與感激，更能讓他們在政治和戰略上全面倒向美國

然而從東亞和平的角度來看，不審判天皇，爲東亞和平帶來的是深層次且長期的破壞

日本由於未能清算其最高戰爭責任人，導致其官方的道歉和反省，在受害國看來總是不夠真誠、不夠徹底

元首與統帥被宣佈無罪，又使得到底是誰發動了戰爭這個問題，在日本國民心中變得模糊，在他們看來既然天皇無罪，那麼有罪的不是日本，而只有一小批喪心病狂的軍國主義份子

這種責任不清的狀況，爲日後日本右翼和歷史修正主義者，否認侵略歷史、美化戰犯的行爲，提供了一個完美的藉口

不管是一場爲了自衛的戰爭，還是少部分人獨走的結果，再或者其他離譜的說法，都有了誕生的土壤

不過不審判天皇，實際上只是日本右翼在戰後躲過戰爭責任的第一步，美國如何在放過天皇后，又建立起一個“劣跡斑斑”的日本政府，我們下期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