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年，彌留之際的關嚮應淚對彭德懷：別鬧了，我們都要聽毛主席的-歷史-漫步新聞-陪你看看

在中國革命史上，毛澤東與彭德懷是一對既是同鄉、又是摯友，更是肝膽相照的戰友與同志。從井岡山會師到長征勝利，再到抗日戰場並肩，他們一次次在民族存亡的緊要關頭，共同將黨和人民軍隊從危難中拯救出來。

兩人都是卓越的軍事家，都擁有強烈的獨立見解，因此在戰略戰術上難免產生分歧。但正是這些分歧與爭論，推動了人民軍隊抗日方針的不斷完善，最終形成了最符合中國實際的抗戰道路。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國共產黨在陝北洛川馮家村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這就是彪炳史冊的洛川會議。此時，華北局勢已危如累卵。

七七事變爆發一個多月，日軍以5個師團、10餘萬兵力大舉南下，國民黨軍隊雖有30萬人馬，卻節節敗退，良鄉、房山、南口相繼失守，平津迅速淪陷。華北還能守住嗎？紅軍主力該扮演什麼角色？這些重大問題擺在了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中央領導人面前。

會議一開始，與會同志迅速達成共識：除留少量部隊保衛陝甘寧邊區外，紅軍主力3.2萬人立即東渡黃河，開赴晉綏抗日前線，與國民黨軍隊共同禦敵。即使國民黨軍隊一潰千里、放棄華北，紅軍也要獨立堅持敵後抗戰，拖住日軍主力，挽救民族危亡。

然而，當討論到具體作戰方針時，意見分歧總會浮出水面。毛澤東坐在馮家村那孔著名窯洞內黑漆方桌一側，用濃重的湖南口音，從容而深刻地闡述了他的戰略思考：

“我們當前任務有個五個：1.創造根據地；2.鉗制和消滅敵人；3.配合友軍作戰；4.保存和擴大紅軍；5.爭取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權。”

關於紅軍作戰原則，他明確指出：“應適用游擊戰和運動戰，還有紅、白軍共同作戰。”他進一步解釋道：

“紅軍要進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包括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與在平原發展游擊戰——但着重於山地。”

對毛澤東強調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朱德、彭德懷、劉伯承、林彪等前線將領提出了不同看法。

當時，紅軍即將改編爲國八路軍，全軍上下士氣高昂，摩拳擦掌，都想與日本侵略者真刀真槍地較量一番。

畢竟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軍最擅長的就是高度機動的運動戰，憑着極端劣勢的裝備和一往無前的革命精神，屢次將國民黨重兵成旅成師地殲滅。

既然我軍戰鬥力如此強悍，爲何要放棄運動戰，重新回到看似“低級”的山地游擊戰？更重要的是，單純打游擊戰，東打一槍、西打一炮，什麼時候才能大量殲滅日軍主力、收復失地？

朱德、彭德懷、劉伯承等人因此主張：不能只限於游擊戰，而應像過去反“圍剿”那樣，抓住有利時機，集中優勢兵力，成建制地殲滅日軍。

毛澤東深知朱德、彭德懷等人的拳拳愛國之心。作爲偉大的愛國者和革命家，他何嘗不想早日大量殲滅日寇、解救人民於水火？

但他更是一位高瞻遠矚的政治家和戰略家。他反覆強調，戰爭是流血的政治，必須服從和服務於政治目的，不能爲打仗而打仗。

長征結束後，紅軍從30萬人銳減到3萬餘人，這些戰士都是革命的火種，損失一人都如同折損一顆寶貴的種子，絕不能輕易耗損。

七七事變前，毛澤東對日軍真實戰鬥力尚不完全清楚；事變爆發後，他震驚地發現，日軍戰鬥力遠超預期——僅以2萬兵力便擊潰宋哲元部3個師，迅速佔領平津。而宋哲元所屬的西北軍，戰鬥力並不弱，這讓毛澤東不得不重新評估敵我力量對比。

國民黨軍隊在抗日戰場上幾乎百戰百敗，已成事實。如果紅軍主力也過早拼光，誰來長期堅持敵後抗戰、誰來拯救億萬淪陷區同胞？

正因如此，毛澤東才堅持以保存實力爲前提，積極抗日，在敵後廣泛開展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逐步創建抗日根據地，等待時機成熟再與日寇決戰。

在充分聽取前線將領意見後，毛澤東也做出了一定讓步：可以在有利條件下，以殲滅敵人兵團爲目的，適時進行運動戰，但總體仍以游擊戰爲主，運動戰爲輔。這一方針最終寫入了洛川會議決議。

洛川會議後，紅軍迅速改編爲八路軍，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3萬子弟兵雄赳赳、氣昂昂開赴華北抗日前線。

初上戰場，八路軍即打出了威風。1937年9月的平型關戰鬥，115師在林總、聶榮臻指揮下，一舉全殲日軍板垣師團一千餘名精銳，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然而，此戰我軍也付出了600多名指戰員犧牲的沉重代價，且大多是長征留下的老紅軍骨幹。

林總後來總結道：

“日軍在絕對的劣勢之下，依然慌而不亂。換做國民黨軍，面對如此圍攻早就崩潰了。而日軍則能以汽車和樹木爲掩護，對我軍進行頑抗和反擊。在射擊方面，日軍射術奇準，我軍稍不注意就會被爆頭；在拼刺方面，我軍三個人都未必能戰勝一個日本兵；同時，日寇極其頑固，就算是同歸於盡也不投降……”

平型關戰鬥用鮮血和生命驗證了毛澤東的判斷：日軍是前所未有的強敵，只可智取，絕不可硬拼。像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那樣成千上萬地殲滅敵人，幾乎不可能。

1938—1939年，正面戰場國民黨軍隊仍在節節敗退，日軍後方空虛，八路軍抓住戰機，在敵後連續打了一系列漂亮的殲滅戰，神頭嶺、響堂鋪、長樂村等戰鬥名震華北，不僅殲敵多、繳獲多，還極大地鼓舞了全國抗戰信心。與此同時，八路軍廣泛創建抗日根據地，部隊人數迅速擴大。

然而到了1940年，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日軍開始掉頭鞏固佔領區，在華北瘋狂修公路、築碉堡，企圖以鐵路爲柱、公路爲鏈、碉堡爲鎖，將抗日根據地分割成彼此無法支援的孤島。

劉伯承憂心忡忡地指出：“敵人這是以鐵路爲柱、公路爲網、據點爲鎖，對華北敵後軍民實行的囚籠政策。”

看着地圖上日軍公路網像蛛網一樣越織越密，朱德、彭德懷、左權等人心急如焚。若不及時打破，日軍“囚籠政策”一旦完成，根據地生存將面臨滅頂之災。

於是，朱德、彭德懷決定在正太鐵路沿線發起一次大規模交通破襲戰，以打亂日軍部署。隨後，他們以“十萬火急”的絕密電報向延安報告，毛澤東很快覆電表示同意。

毛澤東原本以爲這只是一次有限的破襲行動，沒想到彭德懷在前線因形勢發展，逐步將戰役擴大，最終出動了105個團、近40萬軍民，史稱“百團大戰”。戰役沉重打擊了日軍，極大地振奮了全國人心，但也徹底暴露了八路軍在敵後已發展到相當規模的實力。

毛澤東後來在延安整風期間直言不諱地說：你宣傳100個團參戰，日本侵略者就會集中力量來搞我們，也使得蔣介石增加了對我們的警惕。

事實迅速應驗。百團大戰後，日軍驚呼：“今後華北治安的致命禍患在於共軍”，立即調整戰略，將主要兵力轉向敵後戰場。與此同時，蔣介石也寢食難安，1940年11月停發八路軍軍餉，1941年1月發動皖南事變，反共高潮再度興起。

1941年7月，日軍華北方面軍新司令官岡村寧次上任，這位老奸巨猾的侵華急先鋒一上臺，就以5萬兵力對晉察冀根據地連續“掃蕩”兩個月，號稱“百萬大戰”，明擺着是要報百團大戰之仇。

岡村寧次將“囚籠政策”與“蠶食”“清鄉”“掃蕩”相結合，步步爲營，使根據地急劇縮小。1942年春夏，敵後抗戰進入最困難時期，許多接敵區不知不覺變成游擊區，游擊區又變成敵佔區。

1942年5月，日軍益子挺進隊在漢奸引導下，突襲我晉察冀軍區總部，左權將軍不幸犧牲，成爲抗戰中我軍犧牲的最高級別將領，彭德懷也險些遇難。

血的教訓讓彭德懷痛切認識到，毛澤東當初的判斷完全正確，對日軍確實不能硬拼。毛主席常說“抗戰急不得”。

說白了日本是一個強大的工業國，日軍武裝到了牙齒，不是容易對付的對手。太平洋戰爭中，連裝備先進的美軍、英軍都經常被日軍打敗，何況中國軍隊？因此對付日本，只能用持久戰；而裝備孱弱的八路軍，則更要使用游擊戰。

此後，八路軍徹底轉入分散的全面游擊戰爭。正如毛澤東1941年7月所強調的：

“敵我軍事技術裝備懸殊太遠，我人力，物力，地區，彈藥日益困難”，“假若不顧一切犧牲來動作，有使我們被打坍，不能長期堅持根據地的可能”。“因此我們採取鞏固敵後根據地，實行廣泛的游擊戰爭，與日寇熬時間的長期鬥爭的方針，而不採孤注一擲的方針”。

熬過了最黑暗的1942年，隨着太平洋戰場日軍連遭重創，華北敵後根據地終於迎來轉機。

1943年9月，彭德懷奉命回到延安參加整風。中央充分肯定了彭德懷在敵後八年抗戰的卓越貢獻，同時也指出百團大戰規模失控、暴露實力的失誤。彭德懷起初有些情緒，發了些牢騷，被老戰友、時任軍委參議的關嚮應聽到。

關嚮應身患重度肺結核，已是油盡燈枯。聽說彭德懷來了，他強撐病體坐起來，流着淚說：

“彭總，你不要鬧了，中央目前一定要團結，我是快死的人了，你聽我一句勸，我們都要聽毛主席的話……”

彭德懷看着枯槁如柴的老戰友，心中百感交集，連連點頭：“我聽你的，我聽你的。”

在關嚮應的勸諫下，彭德懷冷靜下來，深入反思自身問題。他以毛澤東“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教導爲鏡，反覆檢查自己，有時幾天茶飯不思。他把自身缺點提到原則高度來認識，總結出自己“入黨帶來的三個東西：舊軍事觀點、個人英雄主義、恩賜的羣衆觀點”，“18年來一直沒有很好的清算過”。他表示今後一定要認真學習馬列主義，虛心向毛澤東同志學習。

在整風會議上，彭德懷深刻報告了華北八年抗戰情況，並當衆坦誠了自己對毛澤東認識的“三部曲”：從井岡山時期的“大哥”，到遵義會議後的“先生”，再到抗戰實踐後的“領袖”。他由衷感慨：八年抗戰雄辯地證明，毛澤東同志是中國人民當之無愧的偉大領袖。

從此，黨的高層在抗日戰略方針上徹底統一於“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我軍作戰規模雖變小了，但戰鬥頻率大幅上升。通過精兵簡政、大生產運動和廣泛的羣衆性游擊戰爭，人民軍隊不僅在日軍最瘋狂的“三光政策”下頑強生存下來，反而越戰越強，在全國敵後開闢了19塊抗日民主根據地，面積近百萬平方公里，人口近一億，軍隊發展到120萬人。

這些百萬雄師絕不是“躲”出來的，而是靠無數次零敲碎打、積小勝爲大勝打出來的。到抗戰後期，華北、華東、華中廣大農村已成爲抗日軍民的汪洋大海，日軍只能龜縮在鐵路沿線和大城市裏，惶惶不可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