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軍閥混戰，讓1916年北京北洋政府的軍費開支飆到1.5億元，到1919年更是漲到了2.1億元，光是段祺瑞掌舵期間，每月就要虧損800萬元。

這麼大的窟窿怎麼補？軍閥們當然是靠“刮地皮”，把四川的田稅預徵到民國74年（1985年）。你敢信嗎，這都是橫徵暴斂的“皮毛”生意。

此外，還有一個讓他們不惜代價也要壟斷的硬通貨，這纔是真正的暴利。

真正的暴利：軍閥與黑幫合夥的“毒品提款機”

真正能讓一支部隊一年軍餉直接到位，讓大帥們過上“真正的享受”的，是另外一條更黑、也更暴利的黑色金脈。

要說誰把這筆“皮毛”生意做成了“硬通貨”，那必須是“三不知”將軍張宗昌。在1925年，當他的部隊開進上海這座“花花世界”時，這位大帥早已許諾兄弟們：“大煙土整船地往上運，到那時，纔是真正的享受呢。”

資料顯示，無論張宗昌本人還是他的部隊，其出身多爲地痞流氓，品質本就腐敗。而“魚找魚，蝦找蝦”，他一到上海，立刻引來了杜月笙這類地痞流氓的關注，雙方迅速結成了共謀關係。

最直接的證據是：張宗昌立即設立了上海軍實處，這個機構具體負責鴉片事務，內設祕書、軍需、司法等科，活活把販毒變成了“官方壟斷業務”。

進口到上海港口的印度煙土，立刻由張宗昌派兵保護，負責安全卸運，一場大規模、公開的販毒活動就此啓動。一箱煙土在港口價值800元，而運到租界加上運費和保險費，其價值立刻飆升到2000元以上。

更驚人的數據是：每年包運煙土所得的收入，足夠張宗昌所屬部隊全年的餉項。這可不是收幾個月的稅就能比擬的。

爲了確保這筆鉅額利潤不被他人染指，上海軍實處集歷來壟斷之大成，規定在租界以外的上海中國地面，再不許他人染指。除非是交錢經他許可的煙土販，其他人根本不能自由買賣。

當時的警戒程度也到了如臨大敵的地步，煙船一到，軍隊無論黑天白日都要匆匆出發加以保護，運往租界，軍實處內的士兵甚至要脫去外衣後，腰間仍掛着盒子槍，以防被同行搶奪，充分體現了這黑色生意帶來的巨大利益分爭和血腥暴利。

皮毛下的血淋淋：預徵百年稅的“合法”掠奪

當然，毒品生意屬於軍閥的暴利黑金，而廣爲人知的苛捐雜稅，則是他們公開的搶劫合法化。雖然比不了毒品的利潤率，但這纔是真正對中國社會造成結構性摧毀的“皮毛”。

在軍閥割據的年代，這種稅收有個專業名詞，叫“預徵”，意思就是把後一年的稅提前收了。不夠怎麼辦？那就收後三年的，後五年的。

以民國23年（1934年）的四川爲例，這裏的軍閥們把“預徵”玩到了極致：

南充縣的稅被20軍徵到了民國54年（1965年），資中和犍爲兩縣的稅被21軍分別徵到了民國60年（1971年）和64年（1975年）；

最狠的是越巂，直接被24軍把稅徵到了民國74年（1985年）。這種橫跨半個世紀、甚至提前徵收六十年的稅收，讓百姓根本無以爲生。

結果就是人道災難：1925年2月16日的《國民公報》記載，巴中縣“樹皮草根業已喫盡，無以爲生，餓死者到十分之三”。

在小寧山、浮鳴河、楊家灣一帶，餓死人民“溝死溝埋，路死路埋，不計其數”。到1934年，長壽縣四十萬農民中有二十萬人無食，合川縣六十餘萬人中生活無着的達四十餘萬。更有甚者，潼南等縣出現了沿街求賣幼孩的慘狀，每一個小孩價值二三元不等。

不僅是農民，工商業也成了軍閥的提款機。1916年，上海菸酒聯合會哀嘆“捐稅之繁苛，實爲中外古今所僅見”。當時要從上海運一罈燒酒到北京，一路上的各種“過路費”和雁過拔毛的捐稅，竟然達到了燒酒價格的足足三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