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國時期的青樓裏，捱打捱罵，那都算是家常便飯。但要說真正讓那些女子們一聽就兩腿發軟、寧可挨頓毒打也不想沾上的，還得是“楊梅大瘡”這四個字。

這玩意到底是什麼？怎麼就成了她們“生不如死”的根源？

從紫禁城到八大胡同：“楊梅大瘡”的死亡陰影

“楊梅大瘡”，其實就是大名鼎鼎的梅毒。

在那個年代，這玩意基本就是絕症，一旦染上，就等於拿了張通往地獄的單程票，而且還是慢車票，讓你眼睜睜看着自己一點點腐爛、崩潰，最後在極度痛苦和恥辱中死去。

這種恐懼，是不分階層的。

你以爲只有底層的青樓女子怕？就連紫禁城裏的皇帝，也可能栽在這上頭。

說的就是同治帝載淳。

官書上寫得明明白白，皇帝死於“天花”。同治十三年（1874年）11月29日（十月二十一日），皇帝在西苑着涼，到了12月8日（十月三十日）開始“發疹”，第二天御醫李德立、莊守和診斷，確定是天花。

這病程，《翁同龢日記》裏記得清清楚楚。但問題是，也正是這本《日記》，在字裏行間留下了太多“不能說”的祕密。

比如，翁同龢不止一次提到皇帝傳旨“無書房”，有時候一停就是四五天，甚至半個多月。

皇帝不讀書，跑哪去了？

《日記》隱晦地寫，翁同龢親眼見過這位天子門生帶着小太監，騎馬乘轎飛速奔回皇宮。

稗史筆記可就沒這麼客氣了，直接點明，同治帝就是微服縱慾，經常溜出宮逛京師的“私窯”。

甚至還有說法，恭親王奕訢的兒子載贗，就是皇帝的“玩伴”之一。

所以民間的“野史”版本是：皇帝在外面染上梅毒，御醫們不敢直說，只能按“天花”來治，最後稀裏糊塗地送了命。

想想看，如果連九五之尊的皇帝（在傳聞中）都可能因爲這病丟了性命，那八大胡同裏的那些青樓女子，她們的恐懼，又有多真實？

對她們來說，這就是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掉下來。

民國娼妓業：一個“世界之最”的病態溫牀

問題是，在民國，這把劍掉下來的概率高得嚇人。

因爲那年頭，娼妓業的規模，堪稱“世界之最”。

當時有文章就給了個大概估計：民國時期，“實行禁娼的地方，私娼特別衆多;在開放娼禁地方，公私娼一樣衆多”。

什麼意思？就是管，還是不管，都多如牛毛。

這可不是瞎說。

據1917年的一項調查，當時世界八大都市——倫敦、柏林、巴黎、芝加哥、名古屋、東京、北京、上海，要論娼妓相對集中的地方，尤以上海、北京爲最多。

民國時期的各地妓院，那真是“雨後春筍”，比比皆是。

尤其是北京、上海、廣州這三地，堪稱重災區。

咱們直接上數據：

據調查，在北京前門外、韓家潭附近的“八大胡同”等地，各類妓院高達332家。

1920年的上海，把頭等、二等、三等、四等娼妓院，再加上公共租界、英法租界裏的全算上，娼妓人數足足有60141人。

在廣州，各類的妓院（即老舉寨），也有131間。

妓院林立，背後就是數以萬計的娼妓。

而這每一個數字背後，都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她們爲什麼要做這個？很簡單，民國社會惡劣的生存環境，逼良爲娼。

鴉片戰爭後，外國資本主義入侵，傳統手工業破產，大量婦女沒有活路，只能湧入城市，最終淪落風塵。

絕望的數據：96.6%的感染率意味着什麼

一個“世界之最”的娼妓規模，再加上當時幾乎爲零的防護知識和醫療條件，你猜會發生什麼？

青樓女子們所恐懼的“楊梅大瘡”，到底有多普遍？

民國時期兵荒馬亂，沒人能給出準確數字。但咱們可以“管中窺豹”。

時間快進到1949年底，北平剛剛解放。新中國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造舊社會，關閉妓院。

但在改造（轉業）之前，必須先做一件事——體檢。

北京的經驗是：“如果轉業必須治好病以後才能許可，否則貽害羣衆”。

就這個體檢，留下了一份觸目驚心的檔案。

當時北京市參加檢查的妓女，共計1303名。

檢查結果顯示：這1303人中，患有梅毒、淋病、第四性病以及其他各種病的患者，佔總數的96.6%！

你沒看錯，是百分之九十六點六！

這1303人裏，真正沒病的，只有44人。

佔比，僅爲3.4%。

這就是民國青樓女子“不怕打罵，就怕楊梅大瘡”的真相——因爲在那個環境裏，不得病，纔是那個萬中無一的“奇蹟”。

她們所恐懼的“生不如死”，在民國時期，幾乎是一個無法逃脫的宿命。

從“生不如死”到“把鬼變成人”

好，96.6%的感染率，這個爛攤子，民國政府扔下了，新中國怎麼辦？

20世紀50年代初，共和國在全國範圍內普遍展開了“社會改造運動”，目標直指民國時期久治不愈的“毒、娼、會”等醜惡現象。

天津等地的方針是“限制、逐步改造”，而改造的第一步，就是解決那個96.6%的“健康”問題。

當時北京的經驗是：“如果轉業必須治好病以後才能許可，否則貽害羣衆”。

這邏輯沒問題吧？國家給你治病，治好了給你安排新工作。

但你猜怎麼着？這個政策，差點“炸鍋”。那些剛被解救的妓女們，反而陷入了巨大的恐慌。

當時很多人反映：“‘政府讓我們轉業，又檢查的這麼嚴，都有梅毒，都治不起，一輩子了離不開妓院了，這不是讓人爲難嗎？’”

她們爲什麼怕？她們怕的不是治病，而是治病期間“停工”。

有人說得更直白：“‘我家四五口人都指着我喫飯，讓我停業治病，治幾個月好了再結婚，一家子不都餓死了嗎？’”

這幾句話，才真正揭開了民國“生不如死”的最後一層遮羞布。

在舊社會，你病了，但你不敢停。因爲你背後有四五口人要喫飯。你停工治病，全家就得餓死。

這就是民國。它不僅用6萬多的妓女數量撐起“世界之最”的虛假繁榮，更用一個96.6%的感染率，把這些女性死死釘在“不工作就餓死，工作就病死”的絕望循環裏。

她們的恐懼，是舊社會的“制度性”恐懼。

而新中國的改造，就是要把這個喫人的制度徹底砸爛。你病了？國家掏錢給你治。你沒活幹？國家給你培訓、給你安排新工作。

從“治不起”到“免費治”，從“逼良爲娼”到“轉業上工”，這才叫“把鬼變成人”。

參考：

惡劣風氣折射民國社會深層危機.北京日報.2015-7-6

沈渭濱：從《翁同龢日記》看同治帝病情及死因.澎湃新聞.2020-9-6

天津娼業改造問題述論：1949－1957江沛(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天津300071)

中國禁娼志：上海曾一度號稱世界娼妓之最.新浪歷史.2014-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