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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月7日，日本第124代天皇裕仁因病去世，日本國內對此事十分重視，要爲裕仁舉行國喪，並邀請世界各國出席葬禮。

作爲曾在二戰期間擔任日本最高統治者的人物，他在位期間日本發動了多場侵略戰爭，這場葬禮也因此成爲了衆矢之的。

中國也被日方邀請出席，而中國是否出席成爲國際關注的焦點，面對日本的邀請，中國的四字回應表達了對中日關係發展的原則和底線。

正視歷史

裕仁1926年上位，一共執政日本長達63年，他在任期間，讓日本的天皇從不可接觸的神變成了世俗的國家象徵。

而這幾十年裏，裕仁可謂是壞事幹盡，相繼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導致數千萬民衆無辜死亡，是不折不扣的戰爭罪犯。

1989年，裕仁天皇去世之後，他的葬禮成爲了焦點，尤其是對中國出席葬禮的邀請，讓世界各國都好奇中國對此的反應。

其他國家之所以如此關注，是因爲，日本侵華戰爭對中國人民造成的傷害罄竹難書，所做暴行，天理難容。

在裕仁天皇死後，日本國內竟開始大肆宣揚起他和日本人民同甘共苦、關心國家和平繁榮的“崇高品德”。

2月14日，時任日本首相竹下登在回答關於日本二戰的責任和性質的問題時，公然表示：是不是侵略應由後世史學家評論。

同一天，日本法制局局長官昧村治在國會答辯時，也公開的爲裕仁天皇開脫，說無論從國內法還是國際法看，天皇都是沒有戰爭責任的。

這樣的言論無疑是公開爲日本及裕仁天皇洗脫侵略罪名，這是沒有任何道理和道德的無稽之談。

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是鐵證如山、不容置疑的歷史事實。

侵佔中國東北、製造僞滿洲國、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都是在裕仁天皇在位期間發生的。

南京大屠殺、實施毒氣戰、進行人體實驗等累累暴行，是徹頭徹尾的反人類罪行，給中國人民造成了難以磨滅的身心創傷。

裕仁天皇因爲美國的庇護逃脫了戰後審判，但他的戰爭責任和戰爭罪行，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洗脫的。

也是無數被日本傷害的國家和人民不會遺忘的。

此番言論發佈後，中國立即對此進行反應，外交部發言人直截了當的對此進行批判，核心就四個字：正視歷史。

在第二天，日本的駐華大使就迅速向我國外交部進行解釋。

他表示竹下登首相對侵華戰爭的態度沒有發生改變，即認識到侵略的事實，不讓歷史重演。

參加葬禮

1989年，日本的這番表演意味着之前的言論就是一番試探，這種混淆視聽的小把戲，日本總是孜孜不倦。

而葬禮對中國的邀請也可以看作是一種試探，是否出席葬禮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

此時中日已經建交，兩國有了外交關係，這就不能簡單的直接回絕。

這既要考慮到國內人民和廣大海外僑胞的民族感情，又要考慮到國際影響和外交禮儀，去和不去都要有充分的理由。

最終，中國考慮到中日關係的發展和爭取日本人民，決定派出時任國務委員、外交部長錢其琛以“國家主席特使”的身份赴日參加葬禮。

這一決定既顧及了外交禮儀，又考慮到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很多國家都是國家元首出席，我國只派出特使也算保持了一定的外交分寸。

2月24日，裕仁天皇的葬禮如期舉行，場面可謂盛大，但錢其琛並不怎麼關注葬禮本身，他來還有別的重要目的。

當天上午，他會見了日本外相宇野宗佑，宇野宗佑是來爲竹下登首相辯解的。

他說那次國會首相的發言，沒有準確表達出真實的意思，他對此表示遺憾，同時強調日本認識到了侵華戰爭的性質。

同日下午，錢其琛又會見了竹下登首相。

竹下登再次強調願在中日聯合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基礎上，發展兩國關係，對戰爭的性質和態度的認識沒有發生改變。

錢其琛面對兩人的言論，依舊用“正視歷史”來回應，中日雙方如果想要正常發展和交流，尊重歷史是原則和底線。

葬禮外交

1989年，日本在葬禮前後的態度反差，也體現出他們的小心思，沒見面時跳出來發表不當言論，中國反對後又立馬更改說辭。

見面之後更是兩次聲明態度，這種小人心思一目瞭然。

畢竟見了面還嘴硬，中國在葬禮上可不會慣着他們，要是做出點什麼舉動可就是世界性的新聞了。

實際上，中國之所以出席日本天皇的葬禮，除了和日本的外交交流之外。

更重要的是和其他參加葬禮的國家的進行外交交流，也就是“葬禮外交”。

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和國際機構都派人來參加葬禮，其中有50多個國家都是國家元首親自參加，這對中國來說可是一個巨大的外交舞臺。

這個時期，國際格局發生劇變，西方國家對中國採取了一定的制裁措施，我國的外交工作面臨很大的壓力。

而此次藉助葬禮進行外交，無疑可以有力的推動了我國的外交工作。

錢其琛在參加葬禮的短短兩天時間內，就頻繁的會見多個國家的外長，都進行了友好交流。

而最有效和成功的當屬和印尼的外交關係的進展，而這也是錢其琛來日參加葬禮最主要的目的之一。

中國和印尼都是亞洲大國，卻在1967年因爲意外的誤會而徹底斷交，這對中國和印尼都是損失和遺憾。

而早在來日之前，錢其琛準備以參加葬禮爲契機會晤印尼領導人，想借此機會深入交流兩國的未來關係。

所以，錢其琛即使得知印尼的外長不會隨行參加葬禮。

他還是向印尼方面表示了會晤的意願，最終印尼派出國務部長穆迪奧諾先行和他進行會見。

雙方會談的很友好，達成了一些共識，由於雙方氣氛熱烈，穆迪奧諾在會中就將內容彙報給了印尼總統蘇哈托。

蘇哈托見狀便直接參與了會談，雙方就中印外交關係正常化達成了共識。

錢其琛的這次會見有力的推進了中印雙方的外交關係進程，爲之後的中印恢復外交關係打開了交流的大門。

兩國於第二年正式恢復外交關係。

各大媒體報道了這一消息，稱這是中國外交的勝利。

中國在中日交往中始終秉持着“正視歷史”的基本原則，中日關係要想友好發展，這是基本的立場，是任何人都不能改變的。

葬禮事件深刻詮釋了中國外交在堅守原則與把握機遇、化解歷史傷痛與開拓未來關係之間尋求平衡的卓越藝術。

其展現的勇氣與遠見至今仍具啓示意義。

參考文獻：

既是葬禮,也是外交——我經歷的裕仁天皇葬禮和“葬禮外交”,楊振亞,世界知識,2002-07-16,期刊

日本天皇裕仁的戰爭責任和未受懲罰的原因,段西寧,巢湖學院學報,2007-01-25,期刊

外交十記,錢其琛,全國新書目,2017-05-15,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