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以色列而言，曾經的伊朗既是恩人，也是盟友，如今伊朗的導彈與核技術，甚至能追溯到以色列帶來的技術援助

然而在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後，兩個往日無冤的國家突然在一夜之間，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敵

爲何伊斯蘭革命後的伊朗與以色列，長期遊走於戰爭邊緣？今天，讓我們繼續分析伊以衝突背後的深層邏輯

極速轉向

伊斯蘭革命後，伊以關係的反轉程度有多大？我們不妨看一看另一個國家的表現

在伊斯蘭革命爆發後的第一時間，美國的反應極其遲鈍且緩慢，卡特政府即使得知霍梅尼將美國定義爲“大撒旦”

然而卻依然寄希望於能與伊斯蘭伊朗建立外交關係，美國並未在伊斯蘭革命後第一時間中斷同伊朗的外交關係

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也維持着基本的人員配置，這種遲鈍讓美國付出了巨大的代價，1979年11月4日

一羣激進的伊朗學生衝入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扣押了52名美國外交官和平民作爲人質

該事件徹底摧毀了美伊之間的外交關係，因爲伊朗人質事件中的戰略誤判，美國總統卡特在1980年的美國大選中，幾乎創下了尋求連任的總統所遭遇的最慘痛的失利

在另一邊，以色列面對劇烈的關係變化時，及時轉向的速度雖然更快，但是付出的代價卻一點都不小

因爲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與伊朗巴列維王朝情報機構薩瓦克有着長期合作關係，因此在伊斯蘭革命爆發前

當薩瓦克機構人員信誓旦旦地保證，巴列維國王的政府不會快速倒塌時，以色列也出現了與美國類似的錯覺

不過作爲一個小國，以色列的選擇餘地沒有美國那麼大，出於謹慎，在1978年12月，以色列官方就已經開始組織航班，從德黑蘭撤出本國公民

隨着巴列維國王突然離開伊朗，以色列的判斷被證明是正確的，可是以色列依然低估了伊斯蘭伊朗的決心

霍梅尼完全不認爲以色列是有價值的外交資產，在宣佈伊斯蘭革命勝利當天的1979年2月11日

武裝革命者衝進了以色列駐德黑蘭的外交使館，最後一批以色列留守外交官們在短暫抵抗後，銷燬了關鍵文件，並選擇向伊朗投降

雖然此舉已經徹底摧毀了伊朗與以色列的外交關係，但霍梅尼依然認爲這還不夠，幾天之後

他做出了一個極具侮辱性的決定，他指派手下將外交使館大樓的鑰匙，親手交給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領導人亞西爾·阿拉法特

阿拉法特以勝利者的姿態進入大樓，並升起了巴勒斯坦旗幟，時至今日，這座大樓依然是巴勒斯坦駐伊朗大使館

伊朗猶太人的噩夢遠未結束，因爲歷史上波斯人與猶太人的良好關係，在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的時間節點上

伊朗是猶太人數量最多的伊斯蘭國家，在整個伊朗境內分佈着大約8萬猶太人，僅德黑蘭一地就有多個大型猶太社區

伊斯蘭革命讓他們迅速成爲極端宗教主義者眼中的靶子，雖然伊朗並未對猶太社區進行大規模的迫害，但對他們的監視以及職業上的限制逐漸成爲常態

1979年5月，極端宗教分子還以間諜罪，逮捕並處決了猶太社區領袖哈比卜·埃勒加尼安

此事成爲伊朗猶太社區衰敗的開始，如今伊朗境內的猶太人已僅剩一萬人左右

但客觀而言，這一階段的伊朗只是利用反美與反以增加國內凝聚力，以伊兩國之間，還並不存在無法調和的矛盾，但很快，伊朗的另一個選擇將會讓以色列徹底改變對他們的看法

貝京主義

雖然伊朗伊斯蘭革命讓以色列失去了一個傳統盟友，但天塌了有個高的頂着，伊朗就算把以色列當“小撒旦”

不僅得小心美國的干涉，還要先應對遜尼派阿拉伯人的敵視，實際上第一個對伊斯蘭伊朗發難的不是以色列也不是美國

正是由薩達姆統治的遜尼派阿拉伯國家伊拉克，1980年9月，長達八年的兩伊戰爭爆發，伊朗雖然憑藉更厚的家底頂住了伊拉克的進攻

但薩達姆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令伊朗心有餘悸，爲了保證戰後伊朗的安全，霍梅尼在臨終前指示伊朗開始祕密發展核武器

並讓下一任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對這一項目進行負責，客觀而言，伊朗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追求，是極端外交環境下的必然選擇

但當這一消息泄露出來之後，直接將以色列從伊朗的不友好國家變成了伊朗的死敵，這是因爲長期以來，以色列在外交中都奉行並實踐着“貝京主義”

對以色列歷史有些瞭解的朋友們，應該記得貝京是因戴維營協議，而獲得過諾貝爾和平獎的以色列前總理

但真實的他並不是和平使者，而是一個強硬的右翼政治家，貝京是以色列右翼統治集團利庫德的創始人之一

他堅信在殘酷的中東，以色列生存的唯一法則是實力和決心，等待敵人武裝到牙齒再行動，是懦弱和愚蠢的表現，所以以色列政府與軍隊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將威脅消滅在襁褓當中

這種想法在日後構成了“貝京主義”，其核心，就是以色列必須通過直接的軍事行動，阻止任何一個敵對的地區國家，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無論是左翼的工黨政府，還是中間派或右翼的利庫德政府，都認同這一思想，甚至被視爲以色列國家存亡的根本問題

在這一思想的直接影響下，以色列在1981年突襲伊拉克的核設施，2007年突襲敘利亞的核設施

這兩次不宣而戰向整個中東表示以色列絕不會心慈手軟，但同伊拉克與敘利亞比起來，伊朗同以色列的距離更遠，國土也更爲廣袤

所以以色列並不能像在伊拉克那樣，憑藉一次大規模突襲一勞永逸地解決伊朗核威脅

於是在伊朗被發現正在重啓核計劃之後，以色列幾乎嘗試了除全面戰爭以外的一切手段，以阻止伊朗擁有核武器

這些手段五花八門，有些甚至是開創性的，如2010年以色列利用電腦病毒攻擊伊朗納坦茲核設施的離心機，導致相當數量的設備無法工作，延緩了伊朗鈾濃縮進度

又比如在2018年，摩薩德特工從德黑蘭一個倉庫中竊取了數萬份伊朗核計劃的絕密檔案並公之於衆，證明伊朗在覈武器問題上撒謊，以用於破壞象徵美伊妥協的《伊朗核協議》

至於暗殺伊朗核科學家與祕密破壞伊朗核設施，更是以色列從未中斷過的行動，貝京主義對以色列國防策略的影響

是導致以色列將伊朗視爲死敵的根本原因，伊朗想恢復同以色列外交關係的唯一前提，就是完全徹底的放棄核武器

可是以色列對伊朗的敵對行動，卻反過來強化了伊朗發展核武的意願，因爲在伊朗看來“貝京主義”雖然是以色列行事霸道的一面

但自伊斯蘭革命後，外交路徑轉變的伊朗，就已經走上了一條不需要以色列的道路

什葉派外交

回到伊朗，1979年的革命雖然被稱爲伊斯蘭革命，但以霍梅尼爲核心的什葉派教士們，並不是當時伊朗絕對的權力核心

爲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他們一方面通過建設革命衛隊削弱過去伊朗國防軍的勢力，另一方面則通過徹底的反美與反以，凝聚國內共識

在兩伊戰爭結束以後，將以色列從地圖上抹去，已經成爲伊朗內部一種長期存在的政治和宗教口號

伊朗發展核武器，雖然起初是爲了應對薩達姆的威脅，但從長期來看，一定會被用於解決以色列問題

爲了拓展戰略空間，什葉派伊朗還在兩伊戰爭後主動對外輸出意識形態，併成功扶植起了黎巴嫩真主黨、巴勒斯坦的哈馬斯、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敘利亞的阿薩德政府、伊拉克的什葉派民兵、以及也門的胡塞武裝

這一系列武裝組織，構建了一個從地中海延伸至紅海的“抵抗軸心”，雖然抵抗軸心起初威脅的是以沙特爲首的中東遜尼派阿拉伯國家

但當阿拉伯之春與沙特在也門的潰敗，同時證明這些遜尼派連緩衝區都做不好之後，這個與以色列並不完全接壤的抵抗軸心，已經成爲一個密不透風的包圍網

伊朗在戰略上的連續成功，讓以色列的神經越來越敏感，讓他們回憶起了曾經被埃及等多個阿拉伯國家包圍的慘痛歷史

因此即使伊朗在美國的制裁下通貨膨脹經濟停滯，這個人口近十倍於以色列，面積近百倍於以色列的地區強國

還是讓猶太人產生了本能的恐懼，這種恐懼是以色列在今天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摧毀伊朗核力量的原因，不過在另一邊，伊朗內部最大的不穩定因素，其實出在當下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