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大家都還記得，“通俄指控”在特朗普三度競選美國總統期間，都是反對羣體對其進行攻擊的一個要點

美國政界對“通俄”的敏感程度，遠遠超過對“通中”、或者勾結其他任何國家的關注，哪怕蘇聯已經解體三十多年，美國對俄羅斯的警惕和恐懼仍然根深蒂固

俄烏戰爭已經讓俄羅斯走下世界第二強國的位置，爲何美國政界依然揪着俄羅斯不放？

美國對俄羅斯的懼怕，本就不是單純的利益判斷，在如今的美國政府內部，“反俄”這一堅固共識的形成，是歷史慣性作祟的結果

從利益層面上來講，特朗普的“通俄”纔是美國政府理應做出、卻又不可能做出的選擇

美蘇關係

現在的觀察家們，會懷疑美國政府內部反俄的不合理，但卻不會懷疑冷戰初期美國政府反蘇的不合理

作爲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並肩作戰的盟友，美蘇兩國在二戰結束後不到五年時間內，就隨着鐵幕的拉下變爲不共戴天的敵人

美蘇兩國的反目成仇，在當時有着一系列直接且合理的原因，美蘇敵對最淺層的原因

就是被普遍宣傳的意識形態差異，美國建國以來，其核心政治理念，是包括言論自由、政黨競爭、私有財產保護與市場經濟在內的自由主義

而蘇聯則主張無產階級專政、公有制經濟體系，以及對資本主義的根本否定，這種對立不僅沒有停留在抽象界面，而是被雙方具體落實到國家政策與國際行爲中

蘇聯支持世界各地的共產黨組織，在東歐、東亞、東南亞和拉美推動政權更替，扶持社會主義政府

美國則以此爲全球威脅的體現，堅決推行由喬治·凱南於1947年提出的“遏制政策”

但意識形態的對立，實際上只是美蘇敵對的底層邏輯，真正決定美國對於蘇聯應抱有多大敵意的關鍵因素

在於蘇聯確實有能力對美國產生直接且巨大的威脅，在二戰結束之前，歐亞大陸上的任何國家想直接進攻美國，都需要進行龐大的動員與複雜的規劃

進軍美洲的高昂成本，讓美國本土自建國以來，幾乎沒有受到來自境外勢力的大規模攻擊

美國的美洲秩序得以維持的關鍵因素，在於歐亞大陸上沒有一個絕對的強權，但蘇聯在二戰中的勝利

讓其獲得了東歐的勢力範圍，對新中國的支持，又讓其在東亞獲得了一個巨大的盟國

二戰結束後的幾年內，歐亞大陸上已經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單獨對抗蘇聯，導彈與核武器的發明與應用

又允許蘇聯在不發展海軍的情況下，就有跨越海洋打擊美國的手段，三觀不合加上武力威脅，讓美國不光認爲蘇聯是自己的潛在對手，同時還認爲蘇聯是自己的致命威脅

如此看來，美國對蘇聯的懼怕與敵對，是出於維護自身安全的合理行爲，然而這一邏輯如果成立

那麼當蘇聯解體紅旗落下時，美國對於俄羅斯的敵意應該立即削減大半纔是，可事實上，在冷戰結束後，美國只是在表面維持着與俄羅斯的良好關係

而在背地裏，不管是通過休克療法摧毀俄羅斯經濟，還是通過北約東擴壓縮俄羅斯生存空間

美國政府內部對於俄羅斯的敵意從未減少，在行動上也一直貫徹着反俄路線，從更長遠的視角來看，曾經的美蘇敵對到如今的美俄敵對

其本質，依然是十九世紀英俄“大博弈”以來，陸權與海權國家之間無法調和的衝突

地緣衝突

意識形態不是美蘇爭霸的關鍵，美蘇兩國之間的博弈，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19世紀以來英俄“大博弈”的地緣格局

並在20世紀中葉隨着英美全球主導權的轉移，演化爲名爲“冷戰”的另一場規模更大、形式更復雜的全球博弈

從地緣政治上講，冷戰是“海權強國”與“陸權帝國”之間，長期戰略衝突的現代延續

冷戰中美蘇兩大陣營的實際接觸點，也高度重合於19世紀英俄爭霸的區域，1979年蘇軍入侵阿富汗，幾乎重演了19世紀俄軍對中亞汗國的軍事幹預

美國在伊朗扶植親美政權，遏制蘇聯通過伊朗進入印度洋的企圖，也同當年英俄兩國爭奪波斯地區勢力範圍的往事類似

美蘇在南斯拉夫、希臘、匈牙利等地的政治角力，與一戰前巴爾幹“火藥桶”的態勢無比類似

二戰後的國際秩序與一戰前的國際秩序相比，美國取代了英國的位置並變成了大一號的英國

而俄羅斯則通過一次革命，成爲了跟上現代化浪潮的蘇聯，因此美蘇爭霸的本質，是英俄“大博弈”在二戰後的延續

只要俄羅斯依然強大，那麼美國不管是什麼意識形態主導，都必然敵視俄羅斯，而如果俄羅斯衰弱，那麼美國就應該將敵意轉向歐亞大陸上的其他強權

在蘇聯剛剛解體時，繼承了過半遺產的俄羅斯雖然大不及蘇聯，但依然憑藉軍隊與核武庫，勉強維持其大國地位

然而僅僅十年過後，俄羅斯在經濟總量上已經遠遠落後於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個國家，俄羅斯軍隊也因車臣戰爭而飽受質疑

任何一個智商正常的美國總統，都應在2000年開始，消除對俄羅斯的敵意，轉而將精力放在遏制中國崛起上

我沒有在揶揄2000年當選的小布什是一個政治弱智，因爲在當時，一系列原因讓反俄，成爲了刻入美國政客腦中的底層代碼

懼怕

冷戰期間的蘇聯，對美國的威脅是全方位且立體的，蘇聯是唯一真正意義上與美國全球抗衡的超級大國

這導致美國對冷戰結束後的俄羅斯的戰略認知，深受冷戰歷史路徑影響，蘇聯的威脅對美國社會、軍事、外交體制留下了深刻印記

這種印記長期存在於五角大樓、國務院和情報界的思維模式中，讓美國在冷戰結束初期沒有快速改變對俄戰略

反而順着歷史慣性做出了一系列刺激俄羅斯的行爲，美國依然保持北約存在，並逐步東擴

將原本蘇聯勢力範圍納入西方體系，在美國看來這種做法很合理，但在俄羅斯眼中

這說明美國並未視俄羅斯爲“可以整合進西方”的夥伴，而是“一個失勢但尚未完全解除威脅的前敵手”

爲求自保，已經衰落的俄羅斯只能通過軍事手段阻止國家進一步解體，包括車臣戰爭、格魯吉亞戰爭以及對烏克蘭的早期干涉，讓俄羅斯暫時維持住了大國的體面

可是在美國國內，卻成爲了維持“反俄”刻板印象的催化劑，三波政治勢力在冷戰之後也孜孜不倦地在美國國內重複着反俄

第一波是那些在冷戰中位高權重的外交安全建制派，其代表是布熱津斯基，他在著作《大棋局》中，警告不能讓任何力量整合歐亞大陸，然而落實到具體國家層面，卻要求首先警惕俄羅斯“帝國復興”

第二波是那些民主輸出派，他們在俄羅斯因地緣政治威脅，不得不重新選擇強人政治時，又開始強調俄羅斯不符合西方自由秩序價值觀，不應被信任或接納

出於對自身理念的認可，俄羅斯這個由政治強人統治的最大的國家，自然應該是美國的頭號敵人

第三波則是東歐僑民背景的政治遊說力量，冷戰結束後，大量東歐精英階級移民歐美

因東歐國家在歷史上大多有被俄羅斯入侵或征服的往事，所以“反俄”對他們而言是無可置疑的政治正確

特別是在匈牙利、波蘭、烏克蘭、以及波羅的海三國移民中的代表，他們將其在美國國會與輿論中的所有影響力，都用在了反俄上

這三股勢力讓美國在冷戰結束後的二十年內，始終不改將俄羅斯視爲對手的根本邏輯，也讓經濟實力早已超越俄羅斯的中國，有了更多的韜光養晦的時間

對於宣傳“俄羅斯威脅論”的美國人來說，反俄有着明確的動機，可對於整個美國而言，繼續敵視俄羅斯，就是在放任中國做大

因此“反俄”在2010年之後，就成爲滿足一小撮人卻犧牲整個美國的利益的戰略失誤，也正因爲如此

特朗普纔會在第一個任期內，多次表達對俄羅斯的友好，特別是對普京個人的尊重與欽佩

但在那些喫“反俄”飯的利益羣體看來，特朗普對俄國的任何示好，都是“通俄”，那自然也就是賣國，因此特朗普除了說普京好話之外

並不能從實質上改變美俄之間的惡劣關係，這種政策上的歷史慣性，最終讓缺乏安全感的俄國，在認識到自身實力衰退之後，不得不選擇倒向中國，至於這一點，就是俄烏戰爭，爲中國帶來的另一個良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