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艦滿載221個女囚，從英國駛向澳洲，達到時女囚們大多數已懷孕
澳大利亞是世界上唯一佔據整個大洲的國家，如今經濟繁榮，風景優美，成爲許多人嚮往的移民目的地。然而，對於澳大利亞人而言，有一段歷史始終難以釋懷——他們的祖先中，許多是被英國流放的罪犯。
於是有人就要問了，一般而言女性的犯罪率遠比男性低，那麼澳大利亞的女性是怎麼來的？澳大利亞第一批嬰兒又是如何出生的？
這事就要從18世紀的英國說起了。當時的英國正值工業革命，人口因高產作物的引進而激增。英國巴掌般大的地方，根本無法承受如此之多的人口，整個國家都陷入了馬爾薩斯陷阱，貧窮如同瘟疫一般吞噬着底層百姓的生命。
工業革命推動了城市化進程，農民卻被地主驅趕，湧入骯髒不堪的貧民窟。爲了生存，底層百姓不得不偷竊食物或衣物，甚至鋌而走險，犯罪成爲貧困的伴生陰影。然而，英國的統治者並未尋求救濟，而是採取嚴苛的法律，即使底層百姓偷一塊布、搶一頭羊，就可能被判處七年流放。
若是在幅員遼闊的中國，罪犯尚可被髮配至新疆或海南，但英國國土狹小，難以容納這些被視爲“社會渣滓”的人。因此，英國政府制定了冷酷的政策：將罪犯流放到遙遠的殖民地，以此清除國內的麻煩。
最初，英國的統治者將罪犯送往北美殖民地，弗吉尼亞和馬里蘭的種植園接納了約5萬名罪犯，供殖民者役使。然而，美國獨立戰爭後，北美就開始拒絕接受英國罪犯，他們認爲白人罪犯難以管教，遠不如黑奴成本低且聽話。就這樣，英國的流放計劃陷入困境，直到1780年代，蠻荒的澳大利亞進入了英國當權者的視線。詹姆斯·庫克於1770年發現並宣稱這片大陸爲英國所有，其乾旱荒涼的特徵被英國視爲天然的囚禁場所，恰好用來安置這些被拋棄的罪犯。
1787年，第一支囚犯艦隊從英國啓航，586名男囚和192名女囚被強行塞進11艘簡陋的船隻，展開了長達252天的航程。
這段旅途條件惡劣，堪稱人間地獄。船艙狹窄潮溼，空氣臭得能把人燻暈，鹹肉爬滿了蛆，麪包硬得能把人砸暈。由於缺乏蔬菜水果，壞血病開始肆虐，囚犯的牙齦腫脹潰爛，骨骼疼痛難忍。48人在途中喪生，包括40名罪犯和5名兒童。但英國當局對此漠不關心，船上甚至沒有配備合格的醫務人員。
相比於男囚犯，女囚犯的死亡率較低。但這並非因爲押送人員的仁慈，而是她們爲了換取一口朗姆酒和片刻甲板上的新鮮空氣，不得不向水手們出賣肉體。對於這種腌臢之事，船長們卻視而不見，認爲這是維持船上士氣和紀律的好辦法。
囚犯們抵達澳大利亞時，發現這片土地遠非樂園，而是一片殘酷的地獄。毒蛇和野獸潛伏四周，乾旱的土壤難以耕種。饑荒和瘟疫很快在第一批囚犯中蔓延，死亡率高的驚人。
即便殖民地面臨饑荒和死亡，英國的流放政策依然未曾停滯。從1788年到1868年，約162,000名罪犯被送往澳大利亞，其中24,000人爲女性。
早期殖民地糧食匱乏，殖民者靠樹皮果腹，罪犯啃食草根，疾病和飢餓導致的屍體堆積如山。然而，英國的運輸船依然源源不斷地將罪犯送來，將他們視爲可拋棄的垃圾。罪犯們在嚴苛的管理下開墾荒地，種植小麥，牧養羊羣，逐步將荒野改造爲可居住的土地。
1790年，一艘名爲“朱莉安小姐”的船隻載着226名女囚，從朴茨茅斯港駛向悉尼。這些女囚大多因偷竊食物或衣物被判七年流放，遠非重罪犯人。然而，英國當局卻意圖利用她們來平衡殖民地的性別比例。
航程一開始，水手便肆無忌憚、輕車熟路地強迫女囚成爲他們的“臨時伴侶”，以此消磨海上時光。根據水手約翰·尼克爾的回憶錄揭示，這艘船形同海上妓院。水手不僅剝削女囚的身體，還利用她們牟利。
船隻在里約熱內盧、好望角等地停靠補給時，女囚被解開鐐銬，推上岸從事性交易，其所得錢財全被水手佔有。英國殖民地官員對此心知肚明，卻從未乾預，女囚的屈辱成爲殖民地穩定的代價。航程歷時五個月，抵達悉尼時僅5人死亡，堪稱當時的“奇蹟”，但許多女囚下船時已懷孕，甚至連父親是誰都不清楚。
澳大利亞的女性來源遠不止流放罪犯，1845年至1852年，愛爾蘭因土豆枯萎病陷入饑荒，約100萬人餓死，200萬人流亡。英國政府不僅未提供救援，反而加重稅收，逼迫愛爾蘭人走上絕路。
因此，無數愛爾蘭女性爲了讓孩子喫上一口飯，偷竊食物或牲畜，結果被判流放。約8,000至12,000名愛爾蘭女囚被送往澳大利亞，佔女囚總數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她們多來自科克、都柏林等重災區，她們揹負着七年的刑期，踏上不歸路，此生再也沒有回到故鄉。瑪麗·沙利文便是其中之一，她因偷一頭羊被判流放。
英國殖民政府不僅盯上了“女罪犯”，還將髒手伸向了孤兒院。愛爾蘭大饑荒期間，很多愛爾蘭女孩淪爲孤兒。於是英國政府以“人道”名義推行所謂“孤兒女孩計劃”。說白了，就是把愛爾蘭濟貧院的孤女送去澳大利亞，給她們一個“歸宿”。
1851年，澳大利亞的維多利亞地區發現金礦，淘金熱迅速席捲英國，移民如潮水般湧入，澳大利亞人口從40萬激增至1860年的110萬。金礦帶來的財富使殖民地經濟騰飛，英國的罪犯流放逐漸失去必要性。新南威爾士於1842年停止接收罪犯，塔斯馬尼亞於1853年終止，西澳大利亞則持續至1868年。然而，英國的罪惡已深深嵌入這片土地，土著的苦難、罪犯的血汗、女性的屈辱，難以抹去。
澳大利亞人如何看待這些罪犯祖先？19世紀，他們因“罪犯污點”感到羞恥，極力掩蓋這段歷史。然而，20世紀後，態度發生轉變，許多人開始認爲，祖先並非真正的罪犯，而是被英國地主和資本家壓迫的自耕農，是“圈地運動”的受害者，是敢於抗爭的勇士。2007年，約400萬澳大利亞人自豪地承認罪犯祖先，將其視爲國家韌性的象徵。然而，這種浪漫化的敘事無法掩蓋英國的罪行。一些人讚頌罪犯的開拓貢獻，另一些人卻聚焦土著的苦難，質問英國殖民者的暴行。這片繁榮的土地，終究是建立在無數血淚之上。
澳大利亞的罪犯流放歷史，是英國殖民罪惡的見證。女囚、孤兒、自由移民和土著女性，在英國的壓迫下頑強生存，共同塑造了今日的澳大利亞。她們的後代延續着這段歷史，提醒世人：這片樂土的背後，隱藏着英國不可饒恕的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