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朝鮮半島因冷戰格局分裂爲朝鮮和韓國。兩國雖國土面積有限，卻都懷揣“大國夢”，希望在國際舞臺上成爲有聲有色的大國。韓國雖僅有約10萬平方公里，卻自稱“大韓民國”，朝鮮則以“主體思想”爲核心，強調獨立自主。這種對“大國”的嚮往，成爲兩國共同的“心魔”。然而，歷史上的朝鮮半島從未出現過真正意義上的大國。

1958年，朝鮮領導人金日成派遣學者李趾麟來華，試圖蒐集“東北曾屬於古朝鮮”的證據，引發了一場學術與外交的博弈。

第一節：朝鮮半島的歷史與“大國夢”的尷尬

朝鮮半島的歷史自古以來深受中原文明的影響。公元前108年，漢武帝設立樂浪郡等四郡，直接統治半島北部，直至313年樂浪郡被高句麗攻佔。此後，半島北部的高句麗長期與中原政權保持複雜關係，既有對抗，也有臣服。

618年唐朝建立後，高句麗與中原關係進一步密切，唐高宗時期，高句麗被唐朝聯合新羅消滅。統一半島的新羅全稱“有唐新羅國”，其統一離不開唐軍的支持。從新羅到高麗，再到李氏朝鮮，半島政權長期以中原爲宗主國，朝貢體系貫穿千年。例如，高麗王朝（918-1392）向宋朝、元朝稱臣，李氏朝鮮（1392-1897）則尊明朝、清朝爲“天皇”，每年朝貢不絕。

然而，這種“事大主義”在現代朝鮮的民族主義敘事中成爲恥辱。朝鮮以“主體思想”爲核心，強調獨立自主，認爲歷代政權對中原的臣服是“屈辱史”。爲了構建“自古強盛”的民族敘事，朝鮮將目光投向了半島北部的高句麗和渤海國，試圖將其塑造爲“古朝鮮”的強盛政權。然而，這一策略面臨兩大尷尬。

首先，統一朝鮮半島的第一個政權是新羅（676年），而新羅起源於半島南部。若大力宣傳新羅的功績，豈不是暗示南方的韓國將成爲朝鮮內戰的最終勝利者？朝鮮戰爭（1950-1953）後，南北分裂加劇，朝鮮對韓國充滿敵意，宣傳新羅顯然不合時宜。

更何況，新羅的統一依賴唐朝支持，若承認這一事實，朝鮮的“獨立自主”敘事將蕩然無存。新羅從統一到滅亡（935年），其全稱一直是“有唐新羅國”，甚至在外交文書中自稱“唐之藩屬”，這與朝鮮現代的民族主義格格不入。

其次，高句麗和渤海國的歷史地位也充滿爭議。高句麗（公元前37年-668年）起源於中國吉林一帶，鼎盛時疆域橫跨中朝兩國，覆蓋今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北部，但其主體民族扶余人與朝鮮半島南部的三韓人（辰韓、弁韓、馬韓）有明顯區別。

高句麗與新羅交往時甚至需要翻譯，文化、語言差異顯著。渤海國（698-926）則由靺鞨人建立，疆域主要在今中國東北和俄羅斯遠東，與半島南部幾乎無直接聯繫。朝鮮若將高句麗和渤海國納入“古朝鮮”體系，必然涉及中國東北的領土歷史，這不僅缺乏史實依據，還可能引發中朝之間的外交爭端。

第二節：金日成的歷史“擴充”計劃與李趾麟的“古朝鮮研究”

爲了擺脫“屬國”身份，塑造“千年強盛”的民族敘事，朝鮮將高句麗和渤海國定義爲“北朝”，與南方的百濟、新羅構成“南北朝關係”。這種敘事不僅拔高了高句麗和渤海國的歷史地位，還通過“北方起家、定都北方”的設定，避免了新羅由南向北統一的尷尬。然而，這一敘事的核心問題在於：高句麗和渤海國的疆域大部分在中國東北，若將其定義爲“朝鮮政權”，東北豈不是成了“古朝鮮”的故土？這對中朝關係構成了潛在威脅。

顧頡剛

1958年，朝鮮領導人金日成派遣學者李趾麟前往中國北京大學深造，師從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鄧廣銘和週一良。李趾麟表面上是來華學習，實則肩負政治任務：蒐集“東北曾屬於古朝鮮”的證據。顧頡剛很快察覺到李趾麟的意圖，他發現李趾麟在北大圖書館翻閱大量古籍，重點關注《史記》《漢書》《三國志》等文獻中關於高句麗、渤海的記載，同時頻繁前往東北考古現場，試圖尋找有利於朝鮮的證據。顧頡剛向北大反映了這一情況，但由於中朝關係的特殊背景（抗美援朝後兩國關係密切），他的意見未被採納。

經過五年學習，李趾麟在中國的協助下完成了《古朝鮮研究》。該書號稱是“新的、獨立的、未受外來影響的古朝鮮史”，將扶余人、靺鞨人、高句麗人、渤海人都列爲朝鮮民族的祖先，試圖構建一個從公元前2333年箕子朝鮮到高句麗、渤海的“五千年朝鮮史”。書中提出，箕子朝鮮（傳說中的古朝鮮政權）疆域覆蓋遼東和朝鮮半島北部，高句麗和渤海是其直接繼承者，與南方的百濟、新羅共同構成了“南北朝”格局。朝鮮科學院院士樸時亨進一步補充，高句麗、渤海與新羅、百濟是“行將統一的同族整體的一部分”，試圖通過“民族統一”敘事將高句麗和渤海國的歷史納入朝鮮民族體系。

然而，這一研究存在明顯的歷史漏洞。首先，高句麗的主體民族扶余人起源於中國東北，與半島南部的三韓人語言、文化差異巨大。《三國志·魏書》中記載，高句麗使者出使新羅時需配備翻譯，雙方無法直接交流。

其次，渤海國由靺鞨人建立，疆域主要在今吉林、黑龍江和俄羅斯遠東，其統治中心從未涉及朝鮮半島。《舊唐書》記載，渤海國“地方二千里”，其王城上京龍泉府（今黑龍江寧安）與唐朝關係密切，自稱“唐之藩屬”，與半島政權無直接關聯。朝鮮將高句麗和渤海國強行納入“北朝”，顯然是出於民族主義和政治需求，而非歷史事實。

第三節：周恩來的外交智慧與中朝聯合考古的爭議

1963年，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崔庸健訪問中國，向周恩來總理提出派遣朝鮮考古隊到中國東北進行獨立考古調查和發掘的要求。崔庸健表示：“國際上帝國主義、修正主義長期封鎖和孤立我國，污衊我們是小民族、小國家，沒有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在國際上沒有地位，所以我們希望到中國東北地區進行考古，弄清自己的歷史，尋找古朝鮮的發源地。”

這一請求表面上基於中朝友誼，但實際上隱含着對東北歷史主權的挑戰。周恩來對此高度警惕，他深知中朝關係雖有“鮮血凝成的友誼”，但“親兄弟也要明算賬”。若朝鮮通過考古得出“東北屬於古朝鮮”的結論，未來可能引發領土爭端。

周恩來以高超的外交智慧應對。一方面，他表示同意朝鮮的考古請求，以維護中朝關係；另一方面，他以委婉的語氣提出不同觀點：

“我看古朝鮮未必源於東北，可能源於我國的福建省，朝鮮同志種水稻、喫大米，又都穿木屐，飲食和生活習慣和福建相同；還有朝語之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發音和我國福建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發音相同，可能是福建的古代居民渡海到了朝鮮半島。”

這一回應看似輕鬆，實則深思熟慮。周恩來通過語言和文化的相似性，將朝鮮的起源“南移”至福建，既否定了“古朝鮮起源於東北”的說法，又避免了直接對抗，展現了大國外交的風度。

隨後，朝鮮派出兩支考古隊，與中國學者組成中朝聯合考古隊，對東北的高句麗和渤海遺址進行考察。然而，雙方在歷史認知上存在根本分歧。中國學者認爲，高句麗和渤海是中國的割據政權，與新羅、百濟不構成“南北朝”關係。

高句麗起源於中國吉林的遊牧民族扶余人，其文化與中原關係密切，例如高句麗王城國內城（今吉林集安）出土的文物顯示其深受漢文化影響。渤海國則由靺鞨人建立，其疆域主要在黑龍江流域，與半島南部的三韓人毫無關聯。《新唐書》記載，渤海國使者出使新羅時需翻譯，語言不通，文化差異明顯。所謂“南北朝”需基於同一民族主體，中國南北朝時期（420-589）雖南北政權對立，但主體民族均爲漢人，文化交流頻繁。高句麗與新羅顯然不具備這一條件。

朝鮮學者則堅持高句麗和渤海是“北朝”，試圖通過考古證據（如墓葬形制、器物風格）證明其與半島的聯繫。然而，考古發現並未支持這一觀點。例如，高句麗墓葬（如集安的將軍墳）多爲石室墓，與中原魏晉時期的墓葬風格類似，而新羅墓葬（如慶州的金冠墓）多爲木棺墓，形制截然不同。最終，中朝聯合考古未能達成一致意見，中國堅持高句麗和渤海是中國地方政權，朝鮮則繼續將其視爲“古朝鮮”的組成部分。

第四節：韓國的歷史“共振”與東北亞史的學術禁區

儘管朝鮮和韓國在政治上勢同水火，但在歷史敘事上卻驚人地一致。韓國同樣將高句麗和渤海國視爲“古朝鮮”政權，試圖通過歷史“擴充”提升民族自尊心。韓國作爲發達國家，在文化輸出上更具優勢，其歷史電視劇和電影對高句麗、渤海的“朝鮮化”塑造影響深遠。

例如，《朱蒙》（2006年）和《淵蓋蘇文》（2006年）將高句麗塑造爲“朝鮮民族”的起源，《大祚榮》（2006年）則將渤海國描繪爲“朝鮮的海上帝國”。這些影視作品不僅在韓國廣受歡迎，還輸出到全球，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國際社會對高句麗和渤海的認知。

在韓劇的渲染下，高句麗和渤海被塑造成“朝鮮人政權”，遼東甚至被視爲“朝鮮故地”。例如，《大祚榮》中，渤海國大將李盡忠被塑造爲“反抗唐朝、復興高句麗”的英雄，遼東被描述爲“朝鮮民族的祖地”。這種扭曲史觀不僅誤導了普通觀衆，還引發了學術界的爭議。韓國學者甚至提出“大韓民族史”的概念，將高句麗、渤海、新羅、百濟統一納入“朝鮮五千年曆史”，試圖與中國的“五千年文明”相抗衡。

這種歷史敘事對東北亞史研究造成了深遠影響。東北亞史成爲學術界的“禁區”，學者們談之色變。

中韓學者在高句麗和渤海歸屬問題上針鋒相對，中國堅持其爲地方政權，韓國則將其視爲“民族歷史”的一部分。2004年，中國啓動“東北邊疆歷史與現狀系列研究工程”，明確將高句麗和渤海納入中國歷史，引發韓國強烈抗議。韓國政府甚至在2004年成立“高句麗研究財團”，投入大量資金支持相關研究，試圖在國際上推廣“高句麗是朝鮮歷史”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