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百廢待興，一個關乎國家未來的重大抉擇擺在面前——定都何處？首都的選擇，從來不是簡單的地理定位，而是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與歷史的綜合考量。最終，北平被選爲新中國的首都，並更名爲北京。這座千年古都，承載了新中國的雄心與抱負，其背後的決策過程，蘊含着深邃的智慧與時代的必然。

古人的憂慮：北平的地理隱憂

在中國歷史上，北平（今北京）多次成爲王朝都城，但並非無可挑剔的建都之地。清代地理學家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北平雖“雄峙東北，關山阻險”，地理形勢看似得天獨厚，卻隱藏致命的短板——與北方強敵近在咫尺，極易受到侵擾。他憂心忡忡地寫道：

居庸關緊鄰陵寢，北敵近在肘腋，渝關一線扼遼海咽喉，紫荊片壘系燕雲保障。百里之內，遠不過三二百里，藩籬疏薄，肩背單寒，老成謀國者，早已切切憂之。

歷史如鏡，映照出顧祖禹的先見之明。明朝時，蒙古、滿洲鐵騎頻頻南下，也先、俺答汗先後兵臨北京城下，京師岌岌可危。皇太極崛起後，更是屢次破關而入，給北京造成巨大威脅。清朝雖統一中原、東北與蒙古，化解了“天子守國門”的窘迫，但面對西來的列強，北京的防禦卻顯得不堪一擊。列強海軍直逼天津，英法聯軍與八國聯軍兩次攻破京師，北京的門戶洞開，暴露無遺。

清末，國勢衰微，遷都之議甚囂塵上。康有爲、梁啓超等維新志士主張遷都西安，認爲其地處內陸，山川險要，列強鞭長莫及，足以保障國都安全。然而，歷史的慣性無比強大，北京作爲政治中心的地位，依然難以撼動。

孫中山的南京夢：南方的雄心

清朝覆滅，中華民國初創，建都之爭再次成爲焦點。孫中山，這位革命先行者，對定都北京持明確反對態度。他認爲，北京雖能控馭東北與蒙古，卻難以抵禦海上之敵。自八國聯軍侵華後，《辛丑條約》裁撤了大沽口與天津的炮臺，北京的沿海防線形同虛設。加之城內外國使館林立，駐軍盤踞，內憂外患交織，孫中山斷言：“北京無險可守。”

他將目光投向南方，選中了南京。這座“虎踞龍盤”的古都，地勢險要，扼守長江咽喉，背靠富庶的江南，靠近上海等繁華都市，商貿發達，物產豐饒。孫中山盛讚南京：

在世界大都市中，誠難覓此佳境。南京居長江下游最富庶區域之中心，其未來發展，未可限量。

在孫中山看來，南京不僅是軍事要塞，更是經濟與文化的樞紐，足以支撐一個新生的共和國。然而，理想與現實之間，總是橫亙着重重障礙。1912年2月，南京臨時參議院就建都地點進行投票，結果卻出乎孫中山意料：北京以20票遙遙領先，南京僅獲5票，武昌2票，天津1票。

反對南京的聲音，同樣振振有詞。長沙都督譚延闓認爲，北京“南達胡廣，北枕蒙疆，東接胡滿，西連回藏”，地理位置得天獨厚，鐵路四通八達，堪稱“高屋建瓴”。蔡鍔則強調，北京能“控馭中外，統一南北”，對多民族國家的統一至關重要。中國幅員遼闊，民族多元，南京偏居東南，對東北、蒙古、西藏等地的控制力有限。若定都南京，如何維繫多民族國家的完整？

孫中山離任後，袁世凱的北洋政府順勢定都北京。直到1927年北伐成功，國民政府纔將首都遷至南京，實現了孫中山的遺願。然而，南京的首都地位並未穩固，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輾轉重慶，建都之爭的餘波仍在迴盪。

共產黨的探索：從延安到淮陰

與國民政府並行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政權。在抗戰前，中共中央駐地幾經輾轉，從上海到瑞金，再到延安，顛沛流離，卻始終未曾停下探索的腳步。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將首都遷回南京，毛澤東則開始重新規劃中共中央的駐地。

1945年8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及延安的定位。他坦言，延安的重要性在於抗擊日寇與牽制蔣介石。若蔣介石回到南京，延安的戰略價值將大打折扣。爲便於與國民政府談判，毛澤東一度屬意蘇中根據地的淮陰作爲新駐地。淮陰距南京不遠，政通人和，商貿文教繁榮，被譽爲“民主建設的楷模”。毛澤東風趣地說：“南京太熱，不太適應。淮陰正好，乘船便可去南京辦公。”

蘇皖邊區政府迅速行動，派員考察選址，騰出房屋，爲黨中央南遷做準備。然而，歷史風雲突變。蔣介石撕毀“雙十協定”，發動全面內戰，南遷淮陰的計劃胎死腹中。革命的腳步並未停歇，解放戰爭的勝利，讓建都之議重新提上日程。

解放戰爭的轉折：哈爾濱的短暫光芒

1948年，解放戰爭進入關鍵階段。解放軍轉入戰略反攻，解放了大片區域，尤其是東北，形勢尤爲喜人。東北97%的領土、90%以上的人口已掌握在共產黨手中。哈爾濱，這座最早由共產黨控制的大城市，成爲備選首都的熱門選擇。

哈爾濱的優勢顯而易見：工業門類齊全，輕重工業發達，鄰近蘇聯，便於獲取支援。東北作爲中國工業最發達的地區，戰略地位無與倫比。毛澤東一度設想在此宣佈新中國成立，將哈爾濱定爲“特別市”。然而，勝利的浪潮席捲全國，三大戰役的成功讓毛澤東的目光轉向更廣闊的舞臺。南京、西安、洛陽、開封、武漢、北平——一座座名城在毛澤東心中浮現，建都的選擇從匱乏轉爲“幸福的煩惱”。

1948年11月，毛澤東與薄一波的一次談話透露出他對北平的傾向。他指示華北局先行接管北平、天津，爲中共中央進駐鋪路。然而，熟讀歷史的毛澤東深知北平的短板。他曾多次到訪武漢，對這座“天下之中”的城市情有獨鍾。武漢水陸交通便利，工業基礎雄厚，且從未作爲王朝首都，定都於此可彰顯新中國之“新”。此外，洛陽、開封、西安、成都、南京等地也各有千秋，令毛澤東猶豫不決。

王稼祥的建言：北平的最終勝出

關鍵時刻，老戰友王稼祥的到來爲毛澤東撥開迷霧。王稼祥，這位曾在遵義會議上力挺毛澤東的革命家，此刻以東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長的身份抵達西柏坡，參加七屆二中全會。短暫寒暄後，毛澤東拋出心中的疑問：“新中國定都何處？西安、開封、南京、北京，哪座城市最合適？”

王稼祥略作思索，堅定回答：“北平。”他娓娓道來：北平鄰近蘇聯與蒙古，邊境無戰事之憂；南京雖地勢險要，但歷史上建都於此的政權多短命，且過於靠近東南沿海，易受國際局勢掣肘；西安偏居西北，遠離經濟中心，不利發展。反觀北平，位於華北平原，交通四通八達，工業基礎雄厚，文化積澱深厚，兼具戰略與歷史優勢。

毛澤東頻頻點頭。他意識到，現代戰爭中，地理天險已非決定性因素。新中國背靠社會主義陣營，海軍雖弱，但有蘇聯艦隊駐守旅順，帝國主義不敢輕舉妄動。顧祖禹的憂慮，在新中國已成歷史餘音。更重要的是，北京扼守東北與關內的咽喉，戰略地位無可替代；其背靠老解放區，人民力量雄厚；文化上，作爲五四運動的搖籃，北京擁有深厚的文化底蘊；交通上，平漢、平綏、平沈等鐵路幹線連接全國。

在王稼祥的建言下，毛澤東最終拍板：新中國定都北平。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會議通過決議，將北平定爲首都，並更名爲北京。會上，有人提議將南京改名，以免與北京的“京”字衝突。毛澤東風趣回應：“國都問題，改一個字就好。”於是，新中國定都北京，南京卻保留了原名，留下兩座以“京”命名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