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萬人次的民夫是怎麼被動員起來的？1949年1月10日淮海戰役結束

薩沙歷史上的今天。

作者：薩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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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萬人次的民夫是怎麼被動員起來的？1949年1月10日：淮海戰役結束。

今天我們說說淮海戰役的民夫問題。

大家看過電影《活着》嗎？

富貴和春生是以唱皮影戲爲生的社會底層民衆，在外地做生意時被國軍抓了民夫。

他們被迫跟着軍隊做苦力活，抬大炮、扛箱子，非常辛苦，還要冒着槍林彈雨。

電影是淮海戰役後期，應該是杜聿明大軍被包圍在陳官莊前後的事情。

國軍就要全面失敗，大量士兵和民夫逃亡，又有大量後勤物資需要運輸，軍隊就開始到處亂抓壯丁湊數。

有趣的是，稍後國軍被解放軍全殲，富貴和春生則暫時沒有返回原籍，而是繼續留下爲解放軍做民夫。未婚的春生，稍後參加解放軍成爲汽車兵。

可見，解放軍同樣缺少民夫。

很多人不理解戰時的民夫是什麼？

就民國時期來說，民夫對於一支軍隊非常重要。

大將粟裕指出南昌起義後軍隊戰鬥力下降嚴重，就提到一個要點：民夫基本跑光，行李擔子和擔架都要士兵自己去抬。一副擔架要三個兵負責，兩個人抬着，一個人負責輪換。爲啥要一個人輪換？單靠兩個人一直抬着百十斤長距離趕路，人是受不了的。這樣一來，一副擔架就讓三個兵不能作戰。一個班裏只要有一兩個士兵受傷躺在擔架上，就有半個班的戰士不能作戰。這讓本來兵力就少的紅軍，更是捉襟見肘。

同樣道理，紅軍從來很重視民夫，尤其是長距離轉戰時更是要準備大量民夫。

中央紅軍長征時，正規軍兵力爲8萬6000多人，而民夫有接近3萬人。蔣介石和當時各地軍閥，都將長征的中央紅軍稱爲10萬人，這就是算上了民夫。

爲什麼要這麼多民夫？將近9萬人紅軍作戰部隊，一天就喫掉上千擔稻穀的米。部隊從長遠打算至少要準備10天的行軍口糧，那麼光是糧食擔子就在1萬擔以上，需要大量民夫。

另外，中央蘇區還有很多戰略物資：長征開始，中央決定所有可以搬走的東西都要帶走，包括織布機、鉛印機、印鈔機、X光機，還有紅軍總部儲備的銀元、大米、鹽巴、藥品、通訊器材等，加上槍支彈藥共整理出4000副擔子。

單單這1萬多副擔子，就需要上萬民夫隨軍作戰。

中央紅軍的老區之一的于都縣，有1萬多男人蔘軍，還有1萬多民夫參加運輸隊、擔架隊，跟隨紅軍長征。看看，于都的民夫數量同士兵差不多了。

當時選擇18歲到28歲的男性成爲作戰部隊士兵，年齡偏小或者偏大的男人被認爲不太適合打仗，就編入民夫隊伍。

民夫通常不被當作軍人，他們不做軍事訓練，對他們的紀律要求也比較低。

即便是紅軍的民夫也有很多人覺悟不高，只是被徵集而來的普通農民。他們有着嚴重的“老婆孩子熱炕頭”的思想，不願意打仗尤其不願意遠離老家打仗。

紅軍長征初期，曾經連續突破三道封鎖線，結果第一道封鎖線損失3700餘人；突破第二道封鎖線損失9700餘人；突破第三道封鎖線損失8700餘人，共計減員2.2萬人。

古怪的是，紅軍只在突破第一道封鎖線時，因爲溝通不利，同廣東軍閥陳濟棠的部隊交火，損失也不大。

陳濟棠同紅軍達成協議後，是主動放紅軍離開自己地盤，雙方沒有交火。

那麼，爲什麼解放軍會損失2萬多人？

主要是因爲開小差：陳伯鈞在11月6日的長征日記中寫道“昨日各部逃亡現象極爲嚴重，特別是三十八團有兩名竟拖槍投敵。昨晚由陳雲同志負責檢查了一下，認爲這種現象發生來源，主要是。第一，政治動員不夠；第二，反對反革命鬥爭不深入，特派員工作及政治機關對肅反工作的領導均差；第三，連隊支部工作不健全……”

相對於士兵逃亡來說，民夫逃亡數量更多。

突破第四道封鎖線，也就是湘江會戰損失3萬人後，紅軍民夫基本跑光了，餘下的民夫大多被編入作戰部隊。

對於民夫的逃亡，負責後勤工作的邱會作有不同的看法。

邱會作認爲，民夫固然思想覺悟不高，他們的工作過於辛苦也是逃亡的重要原因。

這些民夫要挑着幾十斤的重擔，跟隨軍隊在山地叢林快速行軍。在這種道路上行軍，就算負重比較輕的步兵也夠喝一壺的。這些民夫負重很大，喫的又差，往往每天只能睡三四個小時，苦不堪言。

紅軍突破第三道封鎖線時，民夫已跟隨軍隊長達1個月。而民夫本來就是身體較差的男性，這麼熬上1個月很多人是受不了的。

寫到這裏，大家應該知道民夫對於軍隊的重要性。

民國時代各路軍閥包括一些國軍部隊，都採用強行徵召民夫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

軍閥混戰時期，爲什麼軍隊過境時村子裏的男人都跑了，只留下老幼婦孺？

在我們看來，如果是害怕軍隊禍害村子，那麼婦女顯然更爲危險，男人至少不會被強姦吧？

爲什麼男人逃走只留下婦女和老人？

就是怕軍隊抓民夫。

軍閥軍隊會強行進村子抓走男人作爲民夫，這些民夫多九死一生，過得日子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日寇同樣抓民夫，手段則兇殘狠毒十倍。我們看看老兵東史郎的記錄：好不容易徵用（日本人強拉民夫的委婉說法）了六個中國當地人，我們決定讓他們扛彈藥。其中一個是七十多歲的患了中風的老人，走路搖搖晃晃，看上去起不了任何作用，很可憐，但這時不是同情的時候。這樣的病人扛着別國軍隊的沉重彈藥，被迫跟着別人在黑暗的洪水中行走，而且還不知走到哪兒纔是盡頭。這是戰敗國民衆的悲慘可憐之處。

老人摔倒了好幾次，求我們放了他，但我們堅決不聽。他終於癱在地上，一動不動地哭了起來。我們對他又打又踢之後，又像神一樣命令他背起了揹包。本該讓他扛彈藥的，由於他是病人，就讓他背了個揹包。我們爲他找來了一根柺杖，不是因爲同情他，而是爲了防止他中途死掉或者不堪痛苦而倒下。從他的病勢來看，估計他會死在洪水氾濫的、漫長的跋涉途中。我們爲什麼如此慘無人道呢？這是因爲對巨大痛苦的厭惡使我們漠視了人道，再加上扛過一次揹包和彈藥，我們自身也難保了。呀，老人被刺中了。刺殺老人的那個士兵真是一個太狠毒的士兵。老人嗚嗚地呻吟，他以自己的鮮血噴出了自己鮮紅的老命，同時噴出了想使之存活的孩子的紅色生命。

當然，中國軍閥部隊不像日寇那麼兇惡，不會隨便殺害民夫，卻也是“死罪可免活罪難逃”。

老電影《新英雄兒女》中，河北軍閥強行了一些當地民夫來挖戰壕，由士兵負責監督。民夫動作稍慢就會被鞭子抽打，即便民夫患病也被強行命令工作。

解放戰爭的林彪認爲東北國軍美械部隊戰鬥力強，軍紀嚴明，特別指出：國民黨美械部隊大多不會強行抓民夫，徵召民夫會付錢，但強行抓夫現象始終存在。

扯遠了，我們看看淮海戰役的民夫。

淮海戰役中，解放軍後期已經增加到70多萬規模，而不是電影上說的60萬。

這麼多人的喫喝拉撒，還有鉅額的彈藥供應，都需要大量的民夫進行運輸。

在之前圍攻10萬國軍的濟南戰役，即便32萬解放軍佔據絕對優勢，山東解放區也動員了民工50萬人，小車18000多輛，擔架14000多副，供應了充足的糧食、蔬菜、草料和其他軍需物資，爲戰役的勝利作出巨大貢獻。

即便如此，戰役的民夫工作仍然出了一些問題：濟南戰役的支前還是較爲成功的。不過在濟南戰役因民工待遇低，發市秤二斤半毛糧，不夠喫，普遍餓肚子，賣衣服、用具或偷羣衆的東西喫；農民狹隘地域觀念的影響，再加上支前民工生活保障不好，支前民工因爲生活條件差犯羣衆紀律現象時有發生，甚至支前民工與新解放區羣衆發生械鬥。

吸取了濟南戰役的經驗，淮海戰役的民夫工作就做得更好。

後來統計，淮海戰役使用了高達500萬人次的民夫：以淮海戰役爲例，中共華東和中原野戰軍在東起江蘇海州，西至河南商丘，南起安徽淮河，北至山東臨城，東西寬350餘公里，南北長250餘公里，數萬平方公里的地域上，進行了長達兩個月的戰役，共有作戰部隊和民工等計150萬人及軍用馬匹需要供應糧食及馬料。解放軍日均消耗糧食及馬料350萬到500萬斤，加上大量的武器彈藥補給，後勤供應創下中共部隊有史以來之最。

爲此，中共動員了華東、中原、華北區的543萬民工(其中隨軍常備民工22萬人，二線轉運民工130萬人，臨時民工391萬人)，21萬副擔架，88萬輛大小車，35萬副挑子，77萬頭牲畜，8500餘艘民船，共計運送糧食96000萬斤，將前線11萬名傷員轉運後方。

1951年2月陳毅在南京會見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談起淮海戰役的勝利時說：“支前民工達500萬，遍地是運糧食、運彈藥、抬傷員的羣衆，這是我們真正的優勢。人民羣衆用小車、扁擔保證了部隊作戰。”淮海戰役是一場真正的人民戰爭，正如毛澤東所說“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衆之中。”

這些民夫的工作是非常繁瑣和艱苦的！

首先，從解放區將糧食彈藥運輸到前線，必須設置大量中轉站點，也就是民站：淮海戰役發起之前，山東解放區就開始了緊張的籌備工作。10月25日，華東支前委員會發布了關於轉運傷員和設立民站的決定，組織了四條轉運傷員的幹線，每30裏設一小站，60裏設一大站。每個縱隊配備隨軍擔架500副，每副配民工5人，還有機動擔架7500副以供急需。各縣都在交通要道上設立民站，供運輸糧食物資的民工編組和往來休息。以承受任務最大的山東魯中南分區爲例，各縣民工們先用小車將糧食運到泰安火車站，由火車運到兗州；再用小車運到濟寧；裝船經運河運到韓莊，再用小車分別運送到各縱隊。

淮海戰役第一階段後勤供應分工是山東負責北線部隊，華中負責南線部隊。據11月27日華中工委向華東局的報告，淮海地區已運送糧食2000萬斤，江淮地區運送3500萬斤，而負擔南線部隊和民工用糧，尚有1600萬斤的缺口，需要就地籌借。到淮海戰役第二階段，山東糧食運輸一時上不來，華中解放區的壓力明顯增加。

這裏就要說說解放軍的民夫了。

民夫分爲三種：一線隨軍常備民工，每期三個月；線轉運民工每期一到三個月；後方臨時民工每期一個月。民工以縣、區、鄉爲單位，按軍隊編制爲團、營、連，由各級幹部帶隊。

一般情況下，一線隨軍民工約佔民工總數的10%左右，每個縱隊大約配備3500人和擔架、挑子各500副，二線常備民工約佔20%左右，三線臨時民工約佔70%左右。

一線民工需要遠遠離開家，跟隨解放軍作戰部隊到前線。

二線民工雖要離開家，卻不需要到前線，最多隻是到二三線的補給中心。

三線民工不離開家，主要在村子附近做一些工作。

顯然，最爲辛苦也最危險的，就是22萬的隨軍常備民工。

他們需要跟隨部隊前進，要將糧食彈藥運到最前線，將解放軍傷員從最前線抬下來，不但非常辛苦還會有傷亡。

當時報道宣傳支前模範孫永海這麼寫：沂山擔架團的民工孫永海是個翻身貧農，支前積極性很高。剛出來不久，父親去世，家裏來信催他回去，他表示不完成任務絕不回去，感動了其他民工。他冬天趟過冰河抬傷員，爬山跌出了血，一聲不吭。休息時照顧傷員大小便、喝水，把自己隨身帶的狗皮給傷員蓋。一次部隊急需擔架運傷員，他一晚上抬了三次。孫永海被評爲一等功臣，並在永城火線上入黨。像孫永海這樣的先進事蹟在沂山擔架團還很多，在蕭縣青龍集火線搶救傷員時，戰鬥進行得很激烈。一些民工被炮火嚇得不敢走路，李苑典大聲說“俺不怕，順着戰壕走沒有關係，誰跟俺去!”在他帶領下，當時就有兩副擔架跟了上去。在戰爭中考驗出來的積極分子，在支前工作中起到了核心骨幹的作用。

電影《活着》中，爲什麼出身於地主家庭少爺的富貴，在後來歷次運動中沒有倒黴？

除了賭輸了家產成爲底層貧民以外，關鍵富貴爲解放軍做過火線上的隨軍常備民工。

隨軍常備民工數量不多，被普遍認爲是參加革命的積極羣衆，政治成分可靠。

所以，富貴才憑藉這個經歷，得以逃過歷次政治運動，賭贏了他家豪宅的皮影老闆龍兒則被槍斃了。

民夫尤其是隨軍常備民工，很多是自願到前線支持戰爭。這主要是土改讓民夫得到實惠，讓他們把解放軍當作自己的軍隊，自發的保護革命政權。

不過，我們必須指出，民夫制度本身可不是自願參加的志願制度，而是解放區的一種強制性制度：以山東根據地爲例，在組織方面，設有支前委員會統一領導支前工作，下設人力、糧食、民站、人武等部，並從上到下建立相應機構，直到村一級。在動員方面，規定除榮譽軍人、婦女、村長、病人及55歲以上和16歲以下者可免除勞役外，其他人均須服勞役，其中20歲以上、45歲以下者須服常備民夫。

看看，這些的很清楚，解放區20歲到45歲的成年男性是必須成爲民夫的。

至於民夫的選擇上，資料寫的很清楚：對於民工的徵集，有主動的自願報名、自報公議和輪流出工方法，也有被動的指定、攤派、僱傭和抽籤方法，前者多實行於老區和半老區，後者多實行於新區。由於被動出工者紀律較差，逃亡較多，故一般不作爲一線和二線民工使用。

大家注意，不作爲“一線和二線民工使用”，也是需要作爲臨時民工的，不是說你就沒事了。

大家都應該知道，中國農民從古至今都是趨利避害，不願意冒險的。

什麼叫作小農意識？就是隻顧眼前、只顧自己的短視行爲，這是中國農民的普遍特點。

有大量民夫是主動、積極參加支前，也有不少民夫消極對待，甚至想方設法逃避。

冀魯豫區黨委1948年7月的報告稱：“僅7月10日前後一批擔架中，二分區原調2000副，到總指時僅1550副，接受任務者約450副（這還不就是完成任務數）。三分區1000副，到醫院僅百餘副，餘均在同莊爲飛機炸散。七分區2000副到總指1700副，接受任務者約700副。五分區有1500副，約過路500副（此數更欠準確）。總計擔架逃亡約爲4850副，佔動員數75％。”

1948年10月10日，冀魯豫區黨委戰勤報告又提到：“上期常備擔架，濮陽原1300人，完工回去僅40人；南樂原800人，完工回來僅320人；昆吾原250人，完工回來10人。這期常備擔架稍好些，茌平縣400人，兩天跑了175人。”某縣1948年10月份報告：“上期常備擔架逃亡四分之一（200），這次常備挑夫逃亡160，佔40％，臨時擔架跑了50副。”有些幹部是靠欺騙等手段動員百姓出工，比如豫皖蘇分局總結淮海戰役時提到“戰役初期，幹部思想落後於羣衆，用欺騙辦法，自設難關，越解釋羣衆越懷疑，逃亡很多，如五分區擔架，先說到扶溝三五天的任務，又說到亭州，又說到永城，每逢一關，逃亡一批，到前方者不及百分之三十。”

通過以上的數字，可以看到民夫逃亡還是比較嚴重的。

除了畏懼傷亡的民夫逃亡以外，更多農民認爲支前有損自己的直接經濟利益，態度比較消極：農民不願出工是因爲耽誤農忙，比如莒縣有常年出民工者，結果造成自己家裏土地荒蕪，春天捱餓。一個叫楊家圈的窮村子，出了36頭驢，支前時死7頭，病6頭。而這些損失並沒有得到及時的補償，因而當上級再動員支前時就出現了叫誰去誰不去的現象。甚至有不少農民爲了逃避支差，不惜破壞大車，殺掉牲口。一般的小商小販更不願意出差，因爲一旦出了差，家庭生活即無法維持，當時有人就因爲出差負了債，還有人因爲出差喫光了積蓄，因此這些人認爲出差是個“要命事”。城鎮上的商人更是一提到出差就非常害怕，因爲這不單會影響生意，而且身體上也支持不了，甚至有人出現了因爲出差壓病，壓的吐血的情況，因此有的商人提出寧幹五天寫算的活，也不願意出一天差。

即便不得不出差者，也是滿腹牢騷怪話連篇，比如河南杞縣總結戰勤總結中有如下內容“一般人說‘該咱去即去，不能孬了’，一勃子扭筋的農民漢說‘反正死到八路軍手裏，把老百姓弄死算妥，該去就去，看成色吧！’‘活都誤了，負擔又重，分地還不如不分好呢！’還有的說‘啥時逼得都當兵好啦！’”可見民衆心裏的確有牴觸情緒。

對此，陳毅元帥實事求是的說：“軍差命令急如星火，地方政府爲了應付突如其來的軍差，行署、專署、縣政府等，常常控制幾千幾萬民工集中待命；區、村政府則採取控制民力辦法，禁止農民、大車、牲口遠離家鄉，以便隨時徵用；有些地區，更提出‘村不離村、區不離區’的口號。如此勞動力便凍結起來，農村間商運停滯，生產減低，很多羣衆逃避支差，甚至把大車破壞，牲口殺掉，民衆對我們極感不滿。”再如徐州剛剛解放時，徐州軍管會徵集城裏的公私車輛，爲前方緊急運送糧食彈藥，“在開始組織時，拋棄了原有公會、不分車主和工人，統統採用集中管制，結果形成了他們的對抗與恐慌。有的竟開了小差，或將車故意弄壞，造成了極大的困難。”

很多解放區建立不久，雖然地方黨組織已經建立，一些村子還是由村裏封建宗族勢力把持。而封建宗族的特點，就是村裏大家族欺負小家族，此時也是換湯不換藥：以冀魯豫邊區爲例，邊區政府規定“村幹、模範、英雄到區、縣開會，及民兵集訓等均抵出差。”這樣基本上大部分基層幹部都可以避免出差。據冀魯豫邊區的戰勤報告顯示“村往往是帶‘長’字的（農會長、組長、自衛班班長、排長、隅長）、帶‘員’字的（各委員、通信員）、幫辦等均不出差，這一現象非常普遍。”同時，由於這些基層幹部掌握着百姓出差的支配權，因此他們的親戚朋友就有了可以逃避出工的機會，“與村幹有關係有地位的人，該着出差，提着壺拿着煙找村幹部想辦法，村幹部把菸酒擺上請自衛隊，要自衛隊代出，羣衆稱爲包庇私自。”老百姓對這種徇私的做法自然深惡痛絕，因此對出差更加抵制。

戰爭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一場磨難，希望人類能夠遠離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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