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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臨川

編輯|t

引言

諸葛亮拍着地圖，眉頭緊鎖：“北伐後定都洛陽？不行！”旁邊人忍不住插嘴：“那可是東漢正統之地啊！”

亮嘆氣：“洛陽四面平川無險，離邊疆太遠，哪能長久？長安纔是金城千里之地，絲路樞紐，易守難攻！”

這個決定背後，不止是地緣優勢的較量，更是民族融合、經濟佈局的深遠考量。爲何聰明如他，篤定不選洛陽？這一段三國曆史背後，可謂步步驚心。

首都好比中軍帳，放哪兒都不能馬虎

諸葛亮提出“興復漢室，還於舊都”，這個“舊都”是西漢的長安，而不是東漢的洛陽。這一選擇看似簡單，其實背後藏着深遠的戰略考量。

從地理位置來看，長安佔盡天時地利。它位於關中平原，被稱爲“金城千里”，擁有函谷關、秦嶺等天然屏障，易守難攻。這裏不僅防禦性強，還是絲綢之路的起點。

南連巴蜀、北接邊疆、西通西域，這樣的樞紐位置，使長安具備成爲政治、軍事、經濟中心的絕佳條件。而洛陽雖然歷史悠久、經濟發達，但地勢平坦，四面無險，一旦敵軍來犯，幾乎毫無抵擋之力。

更重要的是，洛陽所代表的“關東本位政策”早已暴露弊端。東漢時期，中央政府將大量資源集中於中原地區，造成了對關中、西域等邊緣地區的長期壓榨，留下了諸多隱患。

結果呢？邊疆地區動亂不斷，涼州、西羌等地先後爆發叛亂，甚至引發東漢政權的崩潰。諸葛亮深知，若想真正復興漢室，必須從根源上改變這種資源分配失衡的格局。

選擇長安，就是爲了重建平衡。作爲古代絲綢之路的起點，長安不僅是一個天然的防禦據點，更是連通東西方貿易的大門。

第一次北伐時，諸葛亮就希望通過攻佔隴西、涼州等地，打通北方絲綢之路，讓蜀漢掌握對西域貿易的主動權。

依託長安這個樞紐，他可以將涼州、西域、巴蜀連成一個經濟網絡，從而爲蜀漢注入源源不斷的資源和動力。

相比之下，洛陽的位置反而是劣勢。它更靠近曹魏的核心腹地，若蜀漢貿然遷都洛陽，不僅容易被敵軍攻擊，還會陷入資源調配困難的境地。蜀漢本就國土狹小、資源有限，若進一步消耗在中原地區，恐怕會更加力不從心。而定都長安，則可以穩固蜀漢的巴蜀根基，充分利用關中的戰略優勢，同時在貿易和民族整合方面取得主動權。

諸葛亮的這個決定，說到底是一個務實又前瞻的選擇。長安不僅能提供堅固的防禦基礎，還能成爲整合經濟資源、穩定周邊民族的中心，爲蜀漢的復興提供最佳條件。

這樣的首都，才符合蜀漢的實際需求，也最有希望改變東漢末年的亂局。

大生意看長遠，諸葛亮也愛走絲路

如果說長安是一座軍事堡壘，那麼它更是一個貫通東西方的大商貿中心。諸葛亮選擇長安，不僅僅因爲它地勢險要，更因爲這裏藏着蜀漢復興的經濟密碼：絲綢之路。

早在西漢時期，張騫出使西域開闢絲綢之路時，長安就已經成爲連接東西方貿易的重要樞紐。諸葛亮看得更遠，他不僅想要鞏固內部防禦，還要靠這條路打通蜀漢的經濟動脈。他北伐的路線也體現了這一戰略思維。

他並沒有直接揮師中原，而是從祁山出兵隴西，目標直指涼州。爲什麼？因爲涼州是北方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佔據這裏，蜀漢就能控制通往西域的貿易走廊，連接中亞的商貿網絡。

在那個時代，絲綢貿易可是一樁穩賺不賠的大買賣。來自蜀地的蜀錦、茶葉等物資，通過絲綢之路源源不斷流向中亞、歐洲，而西域的馬匹、香料和珠寶也會通過這條路進入中原。

然而，這條路的意義不只是金錢這麼簡單。諸葛亮更看重的是民族關係的平衡。在古代，首都的選擇往往會影響到邊疆民族的歸屬感。

東漢定都洛陽時，由於過度依賴中原地區的資源，涼州和河西的羌胡部落被邊緣化，失去了與中央的聯繫，最後成了“被犧牲的局部”。

而長安作爲關中本位政策的中心，可以有效連接巴蜀、河西、西域這些邊疆地區，讓這些地方的民族感受到中央的重視，主動融入漢室的治理框架。

舉個例子，諸葛亮第一次北伐時，中亞地區的大月氏和粟特商人就曾派使節支持蜀漢北伐，甚至還帶來了軍糧和資金。這些所謂的“胡人國王”，實際上就是絲綢之路上的武裝商人，他們願意支持蜀漢，很大程度上是因爲看中了蜀漢有能力穩定這條商貿通道。而長安的位置，正好能保證蜀漢在西域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

長安還是一個戰略平臺，能讓蜀漢以最小的成本與西域建立聯繫。如果蜀漢定都洛陽，距離涼州、西域太遠，資源的調動會變得異常困難。長安不同，它靠近邊疆，一旦完成對涼州的控制，就能輕鬆通過絲綢之路將資源輸送到中央，爲蜀漢提供長期發展的動力。

所以，諸葛亮選擇長安，不僅僅是爲了抵禦敵軍，更是爲了打開一條通往世界的大路。他的目標不是單純的北伐勝利，而是用長安串聯起整個蜀漢的經濟命脈，讓這個小國在夾縫中活得更久、更強。

關東貴人多，草根翻身難

洛陽雖然地勢開闊，資源豐富，但在諸葛亮眼裏，它卻是一個潛在的“麻煩製造者”。爲什麼？因爲洛陽所代表的“關東本位政策”已經成了大漢王朝的隱患。

東漢時期，中央將資源過度集中在中原地區，關中、西域這些地方成了被壓榨的邊緣地帶。尤其是河西走廊，明明是西漢時期的戰略寶地，卻因爲東漢的資源傾斜，徹底被放棄。

這種不平衡的政策直接導致了東漢末年的羌亂、涼州之亂，甚至還間接促成了董卓的崛起。

諸葛亮明白，如果他選擇洛陽爲首都，就等於重蹈東漢的覆轍。洛陽雖靠近中原糧倉，但四面無險，不僅防禦能力弱，還容易引發邊疆地區的疏離感。對於巴蜀、涼州這些地方來說，洛陽太遠了，根本無法有效統籌資源。

長安不同。作爲關中政策的核心，它能有效調和東漢遺留下來的資源分配矛盾。一方面，長安的位置可以連接中原和邊疆，將資源合理分配；另一方面，它也能在政治上象徵一種平衡，讓邊疆地區感受到被重視，從而減少叛亂的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洛陽的地形決定了它無法持久。在東漢末年，羣雄逐鹿中原，洛陽數次被攻破，甚至連皇帝都不得不遷往長安避難。而長安的防禦優勢，足以讓蜀漢在亂世中多一分生存的可能。

可以說，長安不僅是一個“居高臨下”的地理選擇，更是一種務實的政治智慧。諸葛亮知道，復興漢室不能只靠中原的資源，而是需要一個全局性的佈局。而長安，就是最優解。

總之，無論從地理、經濟還是政治的角度來看，長安都比洛陽更符合蜀漢的實際需求。諸葛亮的選擇，不僅是一種戰略眼光，更是對歷史教訓的深刻反思。他用自己的智慧，爲蜀漢選擇了最穩妥的復興路徑，哪怕這一條路註定充滿坎坷，也體現了他深思熟慮的遠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