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有沒有報紙？唐代就有！1903年11月6日《南華早報》出版-歷史-漫步新聞-陪你看看

薩沙歷史上的今天。

作者：薩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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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有沒有報紙？唐代就有！1903年11月6日：《南華早報》在香港創刊及出版。該報至今仍爲香港銷量第一的本地英文報紙。

小說《基督山伯爵》中，巴黎上流社會中有個叫作波香的記者，是年輕一輩子的佼佼者。能夠躋身於上流社會的職業，必然都是比較牛逼的，波香卻僅僅是一個記者。

他的朋友阿爾貝將他介紹給基督山伯爵時這麼說：這是著名的記者波香，一個法國政府恐懼的人物。他雖然在法國大名鼎鼎，您在意大利去不會聽到他的名字，因爲這個國家禁止他的報紙。

有趣的是，小說《紅與黑》中，神學院院長勸告年輕的於連，儘量去巴黎生活。院長認爲，巴黎有很多自由的報紙，敢於抨擊各種社會醜惡現象，封建保守勢力在這裏相對低調，適合草根階層立足。

現在各國普遍認爲，言論自由是民主制度的基石，是非常關鍵的。而報紙以及新興的各種傳媒，就是言論自由的重要基礎。

廢話少說，我們看看中國報紙的歷史。

大家都知道，造紙術相傳是由東漢的蔡倫改良而成。也就是說，先秦和秦漢時代的書籍主要是竹簡。竹簡不可能是有效的報紙載體，這個時代還不存在報紙。

中國最早的報紙，出現在唐代。

唐代的報紙都是官辦，類似於政府的一種公文和宣傳品。

這種報紙分爲兩種，分別是：“進奏院狀”和“邸報”，區別是閱讀的對象不同。

進奏院狀級別很高，是直接發給唐朝全國40多個割據的藩鎮節度使的報紙。

這些藩鎮大多是獨立的，中央政府就編纂了進奏院狀，發給節度使們介紹中央的一些事情，比如：皇帝的重大活動，皇帝的重要聖旨，各地官員的任免，重要的軍政信息，精選各地的一些奏章。進奏院狀的作用，是讓地方節度使至少知道中央政府這些事情，藉此拉攏他們。

大英圖書館藏有一“敦煌進奏院狀”殘頁，1907年由斯坦因從莫高窟帶走，運往倫敦，被認爲是現存最早的邸報實物。它是唐僖宗光啓三年（887年），由當時歸議軍節度使張淮深派往朝廷的進奏官從唐僖宗的行在鳳翔發回沙州（今敦煌）的。這份進奏院狀長97釐米，寬28.5釐米，無報頭，全文兩千餘字，用毛筆抄寫，內容主要是反饋張淮深向朝廷申請旌節的進度，其中也涉及一小部分鳳翔的時事狀況。

那麼，進奏院狀是不是公文呢？

不是。

進奏院狀的形式比較寬泛，沒有嚴格採用公文的格式，更像是一種軍政信息的報紙。

相比“進奏院狀”，更像是現代報紙的就是“邸報”了。

邸報不是針對少數節度使，而是直接面對各級官吏，類似於今天的政府工作報紙。

邸報由中央政府統一製作，內容主要是天子聖旨和大臣奏摺的部分摘抄，以及官員的任免消息。邸報通常貼在宮門外面，由各級官員自行抄錄，私下進行傳播。

老百姓對邸報不感興趣，閱讀者基本都是各種官吏。邸報的歷史悠久，早在漢代就有了雛形，在隋唐時代發揚光大。

唐代中央政府直接僱傭印刷鋪子，使用雕版印刷的方法將邸報大量印刷，分給高級官吏。

宋代中國的文官體系更爲成熟，地方政府在首都設置了辦事機構，其中非常重要的任務就是傳遞中央政府的消息。這些駐京辦爲了省事，直接將邸報發回各地，再次印刷後交給當地官吏。

除了節度使等高級官員以外，知縣縣令等低級官員甚至普通的小吏，也可以通過邸報得到一些軍政消息。

一些熱心於做官的富家老爺以及知識分子，也會對邸報有興趣，以決定自己將來做官的方向。

宋代的邸報相當成熟，不屬於官方文件的範疇，而是獨立存在的發行物。

邸報最初爲一月一期，後逐步發展到半月、十天、五天甚至每天一期。

邸報的內容逐步豐富起來，從單純的官方文件摘錄，到增加了一些時事內容，比如邊境戰爭的進展、一些官員受到的懲罰以及原因，皇帝最近的各種活動。

晚唐的文學家孫樵在《讀開元雜報》中詳細描述了邸報的形態，他當時得到的數十幅邸報，包括“某日，皇帝親耕籍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僚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北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

誇張的是，邸報剛剛誕生就受到嚴格的新聞檢查，藉此控制新聞自由。

中央政府設置檢察官，專門負責邸報內容的審覈，有時候皇帝本人都參加審覈工作。

總體來說，邸報儘可能的報喜不報憂，尤其對於皇帝的各種活動，都是異口同聲的稱讚。

至於負面新聞，如地方發生了災荒，哪怕是地震、海嘯這類天災，邸報都極少報道。

對於戰爭也是隻說勝仗，不說敗仗。尤其地方民衆造反或者統兵大將兵變，被認爲是皇帝施政不善的表現，通常不報道或者一筆帶過。

更重要的是，涉及高層尤其是皇室政治鬥爭的事情，連一個字都不許寫，違者就要嚴懲。

對於各種朝廷不光彩的其他種種事情，一般不給報道。有大臣奏摺中講述了很多社會實際問題，邸報只摘取部分內容進行報道，唯恐官員們知道太多的陰暗面。

明清時期，邸報非常成熟。當時各省布政使司等要害部門會在北京、南京設“提塘官”，他的任務就是及時抄寫邸報，隨後通過各種運輸方式，儘快送到地方官吏手中。

以上的報紙都是官方的，那麼中國民間有報紙嗎？

也是有的，叫作“小報”。

嚴格來說，秦漢時代就有小報，只侷限於極少數的知識分子小圈子內。

小報大量的出現，主要還是從宋代開始的。

一來，宋代知識分子圈子變得很大，全國文人衆多，小報具有了較多的受衆；二來，宋代印刷術較爲發達，滿街都是印刷鋪子，活字印刷術也比較成熟，具備大量製作小報條件；三來，宋代的交通比較發達，全國形式的運輸網絡初步形成。小報印刷以後也能隨着貨物到處傳播，不是侷限於當地。

那麼，爲什麼會出現小報呢？

很簡單，無論是“進奏院狀”還是“邸報”都是報喜不報憂，很多重要新聞直接被過濾掉了。

說直率一些，各級官吏最關心的負面新聞，基本是看不到的。

這種情況下，小報就誕生了。

小報最初以假邸報形式出現，主要刊登國內各種負面新聞，如朝廷對外敵戰敗了、某地發生了大面積饑荒、某大臣得罪了皇上而受到嚴懲、某地少數民族大面積造反等等。

這些消息半真半假，但大部分是真實可靠的。

通常是印刷鋪子爲了賺錢，用各種手段得到這些消息，然後偷偷編纂印刷小報來賣錢。

這些小報不會公開售賣，而是放在印刷鋪中偷偷賣，非常的隱蔽，不容易查獲。

因此，各級官員通常偷偷購買邸報，甚至連社會上的知識分子、闊佬也買來看。

中央政府對邸報極爲惱怒，認爲它泄露了朝廷機密，必須嚴懲。

《宋會要輯稿》記載“凡議時政得失、邊事、軍機文字，不得寫錄傳佈，本朝實錄、會要不得雕印，違者徒二年，告者賞絡錢十萬”。

宋徽宗時代，道君皇帝倒行逆施，民間小報更是猖獗，其中很多都是曝光中央政府的醜行。

宋徽宗非常惱怒，宋徽宗大觀四年（1110年）專門頒發詔令：“近撰造事端，妄作朝報，累有約束，當定罪賞，仰開封府檢舉，嚴切差人緝捉。”

然而，想要查到小報的來源非常困難，況且既然社會上有看報紙的巨大需求，查禁了這家也會有那家。

到了南宋時代，小報已經滲透到地方小城小縣中，逐步成爲官不究民不管的灰色產物。

宋光宗紹熙四年（1193年）有大臣上奏：“國朝置進奏院於京師，而諸路州郡亦各有進奏吏，凡朝廷已行之命令，已定之差除，皆以達於四方，謂之邸報，所以久矣。而比來有司防禁不嚴，遂有命令未行，差除未定，即時謄播，謂之小報。始自都下，傳之四方。甚者鑿空撰造，以無爲有，流佈近遠，疑誤羣聽。”

大臣說小報妖言惑衆，其實他心裏清楚小報的內容大部分爲真實的。

如果小報一味編造假新聞，讀者很快就不會購買這種小報，冒險售賣者也就斷了財路。

尤其到了南宋後期，隨着政府逐步衰敗，失去對地方控制力，小報成爲燎原之勢。

金國女真和蒙古先後入侵，外敵大兵壓境，國家情況堪憂；南宋國內朝政腐敗，民間矛盾激化。

人人都想知道各種新聞，於是小報出現井噴時期：很多小報都做到了“日出一紙”，信息傳遞速度非常快。如此一來，私自編印的小報在“資訊大戰”中反而勝出了，不僅京城很流行，而且“遍達於州郡”，宋人趙與時在《賓退錄》中記載小報“京城印行，繞街叫賣”，《宋會要輯稿》中也有“乞下開封府嚴行根捉造意雕賣之人行遣”等有關捉拿印賣小報者的記載，說明當時的人們輕易就能得到小報。

聰明人會將民間小報和官方邸報對照着看，從而推測某個新聞的真相。

邸報主要記載新聞的正面，也就是正能量，小報恰好相反，對照着一看就能知道事情大概的樣子。

從這個角度來說，小報是有功勞的。

好玩的是，從古至今也有所謂的“八卦娛樂報”，主要記載各地怪事。

中國人乃至全世界的人類，都喜歡在茶餘飯後討論各種離奇的事情，古代的八卦報由此誕生。

同小報不同，八卦報同軍政沒有關係，只是刊登各種怪事，基本都是民間流傳的東西，絕大部分都是虛妄和杜撰的。

法國漢學家謝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一書中則寫道：“收集奇聞軼事的愛好早在唐代就十分風行，而到了宋代就更加明顯。印刷術使得這類著作流傳甚廣，它們是由一系列的簡短故事組成，這些故事均極盡荒唐怪誕之能事，卻個個都有其親眼目擊的證人。人名、地名、日期等等，均被準確地提供。”

八卦報有一定銷量，可惜發行者同樣不安全。

在古代，八卦報被認爲是妖言惑衆，發行者是可以被判處死刑的。

說來說去，以上三種報紙也不算什麼。

“進奏院狀”和“邸報”算是政府機關報，卻報喜不報憂，根本看不到什麼重要的內容，還只是針對官吏。

“小報”相對好一些，卻被歷代中國政府禁止，導致無法正常發行。

中國真正的報紙是19世紀後期誕生的，距今只有200多年。

早在1815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米憐在東南亞馬六甲創辦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在東南亞華僑知識分子中廣爲流傳，有一部分傳入廣州。這是第一份用中文出版的近代報刊。

到了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的1842年，洋人在香港、澳門、廣州等地先後創建了多份中文報紙，不過以宗教宣傳爲主，也刊登一些社會新聞。比如1833年傳教士郭士立(郭實臘)在廣州創辦中文月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1853年英國傳教士麥都思在香港創辦《遐邇貫珍》, 1857年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在上海創辦中文報刊《六合叢談》, 1868年美國傳教士林樂知在上海創辦《中國教會新報》，後於1874年9月更名爲《萬國公報》,等等。

這些報紙主要用於傳道，也介紹一些西方的科學文化知識及世界各國的人文、史地、時政知識，至少極少內容是時政新聞。

嚴格來說，它們不屬於商業報紙。

中國最早的商業報紙，主要通過刊登時政新聞賣錢，比如1857年由孖剌報館創辦的《香港船頭貨價紙》, 1861 年由字林洋行在上海創辦的《上海新報》等。

這些報紙很幼稚，比如《香港船頭貨價紙》只登行情物價、航運消息等內容。《上海新報》也將商業信息放在首要地位,廣告、船期、行情等商業信息佔據了絕大多數版面。

中國第一份大名鼎鼎的商業報紙，恐怕就是《申報》了，創辦於上海租界。

《申報》本來叫做《申江新報》，是1872年英商美查同伍華特、普萊亞、麥洛基合資創辦。

上海租界很發達，新聞行業同樣可以賺錢，出現了很多報社。

隨後1882年由字林洋行在上海創辦的《滬報》(出至73 號改名《字林滬報》),1893年由英國商人與中國商人張叔和等在上海合資創辦的中文日報《新聞報》。《申報》、《新聞報》、《字林滬報》是中國商業報紙的典型。這幾家報紙在創辦時都有不同程度的外資背景,但辦報業務特別是編輯大權都歸國人之手,由國人主持筆政。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申報》、《新聞報》都歸國人所有,成爲完全意義上的國人主辦的報紙。

《申報》這些報紙則同今天沒有多大區別：《申報》在內容上形成了嶄新的特點:首先是重視新聞報道。一方面是重視獵奇性、趣味性強的社會新聞。如公開徵集志怪述異的社會新聞,曾就楊乃武與小白菜和楊月樓案進行連續報道。另一方面是重視對重大事件的報道,如日本侵臺、中法戰爭等都派人赴現場採訪,搶發獨家新聞,還利用電報傳送新聞。

其次是重視報紙言論。《申報》認爲要達到贏利目的,必要時也須仗義執言,並且強調言論要有益於國計民生,因而每天均有一論說置於頭版,曾發表過談吸鴉片、聚賭、纏足之害的論說,主張禁娼的論說,宣傳修鐵路、開礦藏等“富國之策”的論說。

再次是注重文學副刊。在《申報》之前,報紙偶爾刊登一些舊體詩詞和寓言之類的作品。《申報》則公開徵求和逐日刊登“騷人韻士”的“短什長篇”與“竹枝詞及長歌紀事之類”,且日漸綜合,開中國報紙副刊之先聲。這樣,從《申報》開始,由新聞、言論、副刊和廣告四方面內容爲組成要素的中國報紙模式就基本形成了。

在清末和中華民國時期，中國的新聞業很發達。

除了軍閥混戰難以有效管理新聞界以外，更重要的是中國普遍存在租界，很多報紙都是在租界中發行。

而租界等同於外國領土，中國政府無權干涉。由此，當時中國新聞界掌握了一些言論自由，即便是封建清王朝也是如此。

對此，滿清王朝也是極度不滿的，對於進步報紙和記者百般打擊。

1903年，有革命傾向的記者沈藎，設法得到了慈禧太后要和俄國簽訂賣國密約的消息，還搞到了密約的主要內容，也就是割讓東北大量領土給沙俄。

沈藎寫了揭露密約的文章，通過天津租界內的《新聞西報》全文刊登。文章被國內外衆多報紙轉載，引起了國內知識分子甚至官員的普遍不滿。清政府處境窘迫，不得不宣佈放棄簽訂該密約。

慈禧太后極端惱怒，在北京將沈藎逮捕，隨便栽贓了試圖行刺太后的罪名，判處最狠毒的杖斃死刑，不讓他迅速死去。

行刑當天，八名獄卒對沈藎的四肢和腿部輪流捶打，長達四個小時，沈藎始終未出一聲。其後行刑官以爲沈藎已經斃命，下令停止，結果沈藎說“速用繩絞我”，氣息微弱。行刑官乃將其絞死。

慈禧太后殘殺記者的行爲，震驚了世界。列強的知識界普遍認爲，滿清王朝是非常野蠻的封建政權，遲早會被民衆推翻，對其非常鄙夷。

此時，滿清正在同英國政府交涉蘇報案。

《蘇報》本來是上海租界的一份小報紙，從1900年開始成爲保皇立憲派的輿論陣地。到了1903年，聘請了章士釗擔任主筆，章炳麟、蔡元培等撰稿人，拋棄了保皇派轉而變爲革命報紙。

《蘇報》長期抨擊滿清的各種政策，成爲慈禧太后的眼中釘肉中刺。

然而《蘇報》是租界的報紙，等同於是在英國辦報，滿清王朝不敢隨便抓人。

在1903年5月，滿清政府命令上海的官員祕密抓捕《蘇報》主要人員，失敗後通過外交手段迫使租界抓捕引渡這些人。

租界政府最終抓捕了六人，本來準備引渡給滿清政府。

因記者沈藎剛被殘忍處死，列強的新聞界和知識界強烈反對，最終只能在租界審判。

其中4人直接釋放，只有鄒容和章炳麟象徵性的判了2到3年徒刑。鄒容病死在監獄中，章炳麟刑滿釋放後，租界政府頂住滿清的壓力，將其直接送到去日本的輪船。

抗戰時期，爲了全力對抗日寇，瓦解敵人的新聞輿論攻勢，國民政府頒佈了《圖書雜誌查禁解禁暫行辦法》、《戰時新聞檢查辦法》等，規定成立戰時新聞檢查局，各省、市設立戰時新聞檢查所，重要縣市設立戰時新聞檢查室。就這樣，國民政府建立起了一個從中央到縣、市一級，從報刊社、出版社到印刷所、書店的新聞出版檢查的網絡，使其新聞出版檢查制度得到進一步強化，不允許出現危害抗戰的報紙。

1945年抗戰勝利後，我黨將新聞界作爲攻擊陣地之一，策劃了聲勢浩大的“拒檢運動”，作爲輿論攻擊的手段之一。

1945年，民主派人士黃炎培訪問延安回到重慶後，寫作了《延安歸來》一書，詳細介紹了他本人到延安訪問的所見所聞。明知道該書會被中華民國書籍檢查官刪改，爲了保持作者的自由表述，決定不送中華民國檢查。緊接着重慶的各大雜誌報刊和書店都發表聲明，從此不再將印刷品送交中華民國檢查。這就是當時轟動全國的新聞界“拒檢運動”。

這個所謂的民主人士黃炎培，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