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起義6個高級軍官的結局如何？1927年9月9日秋收起義發生-歷史-漫步新聞-陪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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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薩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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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起義6個高級軍官的結局如何？1927年9月9日：第一次國共內戰：中國共產黨領導湖南、江西兩省邊界的工人、農民發動秋收起義。

在1927年，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右派和汪精衛領導的國民政府左派，先後同中共決裂，開始了大規模逮捕和屠殺。

到了這種地步，中共只有武裝鬥爭這一條路了。

斯大林緊急派遣共產國際代表，格魯吉亞人羅明納茲趕赴武漢，召開了八七會議。

八七會議批判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總結大革命失敗經驗教訓，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中國國民黨的總方針，瞿秋白繼任總書記。

此時，中共已在全國各地開始武裝鬥爭，準備建立自己的軍隊和根據地。

在八七會議前後，中共在全國各地發動了100多次武裝暴動，涉及14個省。僅僅在湖北省，中共就計劃了7處暴動。

至於《秋收起義》，全稱叫做《中央關於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是一個涉及四省的大規模暴動。時任中共中央特派員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毛澤東資歷尚淺，沒有參加計劃的決策工作，而是負責領導湖南、江西邊界的湘南一路暴動。另外還有湘東（中）、湘西兩路暴動，由其他人負責。

在1927年8月18日，毛澤東帶着妻子楊開慧和兒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龍趕赴長沙，參加了改組中共湖南省委會議。

達到湖南省委以後，毛澤東傳達了中央關於舉行秋收暴動的指示：“現在看來，要革命就得沒收地主的全部土地分給農民。因此，起義發動時我們的動員口號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把農民發動起來，建立工農革命軍。”

時任湖南省委書記彭公達等人支持這個決定，隨即成立毛澤東爲書記的中國共產黨前敵委員會，發動湘贛邊界秋收暴動。

毛澤東將妻兒送到長沙六十公里的孃家板倉後，趕赴安源策劃暴動。

這也是毛澤東同楊開慧以及兒子毛岸龍最後一次見面，此時毛岸龍剛剛出生4個月。

後楊開慧在1930年被槍決，4歲的毛岸龍則在1931年因惡性痢疾在上海病死。至於毛岸青，從1931年開始同哥哥毛岸英在上海流浪長達5年，當時只有8歲。

可怕的流浪生活以及被毆打導致頭部受傷，使得毛岸青出現嚴重的頭疼後遺症，並在50年代出現精神分裂症狀，終生沒有治癒。

9月9日，秋收起義順利爆發。

秋收起義的主力是駐紮在修水縣的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該團的團長盧德銘是共產黨員。

22歲的盧德銘是那個時代的青年精英，本來出生於四川自貢市富裕家庭，父親是個知書達理的知識分子。

在成都求學期間，盧德銘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1924年進入黃埔軍校第二期學習，在校內正式入黨。

盧德銘是個優秀的軍人，參加過東征討伐陳炯明、北伐等一系列戰爭，戰功卓著。他只用了2年時間，就從見習排長升到北伐主力第4軍25師73團參謀長職務，前途無量。

如果留在國軍服役，盧德銘怕是最低也能混箇中將軍銜。

然而，盧德銘非常傾向於革命，毫不猶豫的站在共產黨這邊。

在1927年6月，盧德銘成爲武漢政府警衛團團長。

他趁機將宛希先、何挺穎、何長工、熊壽其等中共幹部安排在警衛團擔任各級幹部，準備參加南昌起義。

多年後，何長工回憶起盧德銘意氣風發、精明幹練的樣子，仍然頗爲欽佩和感動。

在1927年8月1日，盧德銘同團指導員辛煥文率領警衛團參加了南昌起義。

盧德銘帶走了警衛團第2和第3營，第1營因營長負傷暫時留在武漢，同時還帶走了一個新兵營，仍然維持1個團3個營的編制，約2000人規模。

警衛團在8月初在江西同參加南昌起義的千餘名平江農軍會合，實力有所增強。

然而，此次南昌起義失敗的大部隊已經南下廣東，警衛團距離太遠，追趕不及，只能奉命暫時駐紮在湘贛鄂交界的修水、銅鼓地區。

警衛團3個負責人盧德銘、辛煥文、韓浚趕赴武漢尋找黨中央，試圖得到下一步的行動命令。

在武漢，3人見到了中共女性領導人向警予（她在半年後被捕處決，時年33歲），得到了進行秋收起義的命令。

3人急忙返回部隊，途中團指導員辛煥文犧牲，韓浚被捕入獄，只剩下盧德銘一人。

這裏多說一句韓浚，他是黃埔一期生，時任警衛團的參謀長。

韓浚不但很早就加入共產黨，還在1925年同陳賡一起去蘇聯學習軍事，深受組織上的信任。

此次韓浚被捕入獄後，被關押了半年才被軍校同學保釋出獄，差點就掉了腦袋。出獄後，韓浚選擇脫黨，投靠廣東軍閥，到1930年向蔣介石自首，獲得赦免。隨後韓浚受到蔣介石的重用，成爲國軍知名戰將。需要說明的是，韓浚投靠蔣介石以後立即納了投名狀，在1932年去到湖北京山縣參加“圍剿”紅軍的戰鬥，因守衛京山縣城有功，受到蔣介石的賞識。

韓浚有一定能力，在抗戰中也有戰功，1944年升職爲中央軍精銳73軍軍長，成爲國軍一流將領。解放戰爭中，韓浚繼續同共產黨作戰，1947年在山東萊蕪戰役中戰敗被俘，關押到1961年被特赦，後在1989年以96歲高齡善終。

此時，留守的中校團附餘灑度也沒閒着。身爲黃埔二期生的餘灑度能力很強，指揮部隊輕鬆擊敗了佔據永修的黔軍潰兵邱國軒部，將其主力收編。同時，他們又聯繫蘇先駿（黃埔四期）的瀏陽農軍，很快合兵一處。

至此，警衛團擴大到一個師的規模。省主席朱培德迫於形勢，授予他們“江西省防軍暫編第一師”的編制，藉此籠絡該部。

該師的骨幹仍然是警衛團與平江農軍合編的第一團，第二團是收編的第十軍黔軍潰兵，第三團則是蘇先駿的瀏陽農軍。另外還有個師部特務連，是譚希林、羅榮桓率崇陽農軍到達修水後改編。

到了9月9日，秋收起義正式爆發。

毛澤東擔任前敵委員會書記，代表黨中央監督起義進程。

毛澤東不負責指揮軍事作戰，盧德銘是秋收起義的前敵總指揮，只是暫時沒有到任，由余灑度暫時代理。

除了“江西省防軍暫編第一師”以外，起義部隊還收攏了部分安源工人武裝，編組爲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餘灑度任師長，下轄4個團，共5000多人。

此時部隊下轄4個團，第一團是警衛團，戰鬥力和忠誠度都最高，第二團爲安源的工人武裝和萍鄉、醴陵的農軍，第三團是平江、瀏陽的農軍編成。第二團和第三團的忠誠度高，卻屬於民兵武裝，戰鬥力較差。至於第四團就差勁了，是收編的軍閥邱國軒率領的黔軍潰兵，是迫於形勢才勉強同中共合作。

說起來，5000多的兵力可不算少，尤其第一團是國軍正規軍，是可以打硬仗的。

所以，秋收起義部隊順利攻克平江、瀏陽，一時間聲勢大振。

此時盧德銘趕回部隊，接過了餘灑度的指揮權。

此時起義軍的命令是必須攻打湖南省會長沙，但長沙駐紮着數萬重兵，又是一座易守難攻的城市，依靠區區5000人去攻打根本不現實。

盧德銘決定對長沙進行包抄，不去直接攻打，儘量減少硬碰硬的損失。

果然，敵人很快調動大量兵力趕來圍堵，起義軍在平江、瀏陽連續作戰失利。

表面上秋收起義軍有5000人，真正有戰鬥力可以同敵人正規軍打陣地戰的，只有第一團2000人而已。

此次戰鬥中，農軍官兵雖勇無畏，卻沒有受到過正規軍事訓練，更沒有作戰經驗，武器裝備很差，擋不住敵人的攻勢。收編的軍閥潰兵更是軍無鬥志，一觸即潰，根本不可用。

以第3團爲例，他們順利佔領了敵人駐軍不多的白沙鎮，又一舉佔領東門市。然而敵人迅速主動主力分兩路包圍夾擊，第3團立即不是對手，被迫撤退。撤退期間，第3團部分官兵犧牲，更多官兵被打散後不知道部隊在哪裏，只能自行逃回家了，1500人只剩下400餘人。

連戰連敗，到了9月10日，軍閥潰兵組成的第4團認爲起義軍遲早要完蛋，決定撈一票就跑。這夥土匪一樣的軍閥部隊，在他們的頭目，也就是四團團長邱國軒率領下突然窩裏反，武裝搶劫了起義軍的輜重隊。

期間，叛亂的第4團還大舉偷襲第1團。

第1團作爲主力部隊，正在分爲兩支部隊打頭陣，一路向着平江縣的方向疾行。由團長鍾文璋親自掛帥，他帶領第2營和第3營的戰士們組成了先頭部隊，作爲第一梯隊衝鋒在前。而師長餘灑度則與師部的成員們一同率領第1團第1營的戰士們，緊隨其後，構成了第二梯隊。

軍閥軍官邱國軒雖是雜牌軍軍官，畢竟有一定軍事素養。

他特別選擇第1團第一梯隊，也就是第2營和第3營渡河的時候偷襲，導致兩個營損失慘重。

叛軍將團長鍾文璋指揮的第2營和團部包圍在河邊，依靠2營9連連長黃瓚挺身而出殿後，這才讓團部軍官撤出。連長黃瓚則身中數彈犧牲，該連更是全軍覆沒。

經過叛軍的偷襲，第1團主力的第2營和第3營餘部不到200人，受到非常慘重的損失，只剩下第1營尚且算完整，加在一起也只有五六百人。

要知道，第1團是起義軍主力，秋收起義初期兵強馬壯，有2000多的兵力，現在折騰到這種地步。

第1團團長，黃埔二期畢業的鐘文璋眼見部隊所剩無幾，自覺指揮失誤，抱頭痛哭，隨後就失蹤了。

對於鍾文璋的去向，目前有很多種說法。其中一種說法是，他見起義軍所剩無幾，灰心喪氣回到老家隱居。

到1年多後，身爲黃埔畢業生的鐘文璋重新加入了國軍，在中原大戰時戰死，死於27歲。

對此，參加了秋收起義的譚政在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時，充滿惋惜之情地表示：“假若那位團長當初未曾離去，堅守至革命勝利的曙光降臨，今日他無疑會位列元帥之尊。然而，遺憾的是，他最終選擇了脫下軍裝，離我們而去。”

至於叛變的第4團本來是貴州部隊，身在湖南難以回家，就在邱國軒領導下繼續在平江地區流竄爲匪。後來該部又被收編爲保安團，負責圍剿紅軍游擊隊。

到了1929年，這股土匪終於被，紅軍平（江）湘（陰）嶽（陽）遊擊總隊出動300多兵力打散。匪首邱國軒被抓住後公審槍斃，屍體被掛在電線杆上示衆到腐爛，也算是罪有應得！

起義軍內部出現問題，作戰也很不利。

第2團攻打萍鄉久攻不克，被迫轉而攻打醴陵縣城。

第2團是農民軍改編而來，軍事素質較差。

在作戰期間，第2團缺乏足夠的戒備，沒有關注側後方的敵人。在突然敵人偷襲時，第2團瞬間慌成一團，一部直接潰散。第2團團長王新亞去向不明，他的下落也有兩種說法：一是王行娟在《賀自珍的風雨人生》中說王新亞1927年在瀏陽犧牲；《安源工人運動》說王新亞1927年9月從瀏陽率領百餘名戰士突圍後，回到安福縣擔任赤衛隊長，1932年9月在在湘贛邊界的鬥爭中犧牲。

到了9月19日，各路作戰不利的起義軍，在第1團殘部駐紮的文家市會合起來。毛澤東認爲以目前的兵力去攻打長沙，根本就是自取滅亡。起義軍應該首先退到敵人控制的薄弱地區，建立一個根據地，等待實力恢復進而擴大以後，再進行下一步的軍事行動。

此舉同黨中央的決策相違背，畢竟“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毛澤東作爲中央代表有一定的自決權。

毛澤東提出將部隊退到相距170公里的井岡山。這裏地處湘贛兩省交界處，地瘠民貧，自然條件惡劣，從古至今都是幾不管地區，盤踞着很多土匪。

爲什麼選擇井岡山？當地兩個土匪頭子袁文才、王佐都表現出一定的革命傾向，很有可能接納起義軍。

袁文才、王佐共有500兵力，盤踞着13萬人口的寧岡縣大部分地區，是地頭蛇、土皇帝。

這裏簡單介紹一下袁文才、王佐。

王佐13歲開始做裁縫，以此爲職業。24歲時，土匪頭目朱孔陽的隊伍搶來大批布匹，請王佐去做衣服，邀請他加入土匪隊伍。王佐投奔到朱孔陽門下，不久後又離開了，決定自己幹。

恰好有3個廣東鴉片商人，帶着大筆錢款，經過王佐居住的村莊。王佐夥同弟弟以及其他幾個人搶劫了這3個商人，還將他們活活勒死，賺取了300多塊大洋。

王佐用這筆錢買了幾支槍，正式爲匪。到了1925年，王佐這股土匪被政府收編，搖身一變成爲民團團長。

在1926年，王佐同另一股土匪袁文才聯合起來，盤踞一方，自立爲王，盤踞寧岡縣。

袁文才就不同了，他是一箇中學生，不像王佐那樣是不識字的土匪。袁文才加入當地土匪組織馬刀會，由於能力出色很快成爲重要頭目。

在1926年，袁文才和王佐結拜爲兄弟，被政府改編成爲寧岡縣保衛團。

袁文才、王佐有一定的革命傾向，在1926年9月宣佈參加北伐革命。

1927年1月，袁文才、王佐在遂川縣農民協會王文錚的幫助下，將隊伍改組爲農民自衛軍。

1927年7月，兩人攻佔永新縣縣城，打開監獄，將包括賀子珍在內的一批中國共產黨黨員放出，成立了永新縣革命委員會，隨後撤回井岡山。

對於撤退到井岡山的提議，一些高級軍官們表示反對，認爲革命軍隊不能上山做“山大王”。好在，前敵總指揮盧德銘反對師長餘灑度繼續進攻長沙的主張，支持毛澤東率領起義部隊向農村進軍的主張。

由此，大方針就定了下來。

9月20日，起義軍由文家市出發，開始向井岡山進軍。

此時情況仍然不好，尤其起義軍內部動搖分子很多。

據參加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解放軍中將賴毅回憶：“部隊中瀰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緒，許多知識分子和軍官出身的人，看到失敗似乎已成定局，紛紛不告而別。有些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共產黨員，也在這時背棄了革命，走向叛變或者消極的道路。第1營第1連的一個排就在排長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機會全部逃跑了，並且帶走了所有武器。那時，逃跑變成了公開的事，投機分子竟然互相詢問‘你走不走？你準備上哪兒去？’這真是一次嚴峻的考驗。”

沒想到的是，9月23日，起義軍遭到朱培德所部江西保安特務營和江西保安第4團的偷襲。

情況萬分危急，前敵總指揮盧德銘果斷率領1個連殿後，掩護大部隊撤退。

混戰中，盧德銘胸部中彈，當場犧牲，年僅22歲。

赫赫有名的何長工多年後這麼回憶：盧德銘同志，四川省宜賓縣雙石鋪獅子灣人，黃埔軍校二期畢業生，在葉挺獨立團曾擔任連長、營長和國民革命軍七十三團參謀長等職。他是優秀的共產黨員，出色的軍事幹部，在北伐戰爭中，表現英勇頑強，靈活機動，在部隊中有很高的威信。黨組織和葉挺同志對他很瞭解。當國民政府建立警衛團的時候，葉挺想讓他去任團長，但考慮自己政治色彩太濃，張發奎不會同意，就請張雲逸同志代薦。

張雲逸同志是粵軍老軍務，爲人正直樸實，在粵軍中很有聲譽，一薦即準，盧德銘出任武漢警衛團團長。盧德銘同志利用這一合法地位，吸收許多共產黨員和革命左派作各級幹部，使這個警衛團成爲我黨直接領導的部隊，在秋收起義中有力地配合了起義的主力部隊。盧總指揮在組建警衛團和秋收起義中是有重大貢獻的，是毛澤東同志軍事上的主要支持者。他在進軍井岡山的戰鬥中英勇犧牲，無疑是我軍的一個重大損失，更是值得我們永遠懷念的。我回憶他的一段往事，也是寄託我這個老兵對盧總指揮的彰揚和哀思。

連前敵總指揮都犧牲了，可見當時局勢多麼不利。

盧德銘之所以犧牲，同第3團團長蘇先俊的警戒失誤有直接關係。

官兵們本來對黃埔三期畢業生蘇先俊就有所不滿，認爲此人有軍閥傾向。

此次因指揮失誤，蘇先俊被解除了團長職務。

蘇先俊大爲不滿，選擇脫離部隊逃回湖南省委彙報工作。在逃亡的路上，蘇先俊被國民政府逮捕，遭到了嚴刑拷打。蘇先俊喫不住酷刑，選擇叛變革命，交代了很多祕密，導致部分地下黨員犧牲。

1930年，長沙被紅三軍團攻佔，蘇先俊被紅軍抓捕處決。

到了9月29日，起義軍趕到江西省永新縣三灣村時，5000多人僅剩下不到1000人。

誰都知道，紅軍也罷，八路軍新四軍也好，都存在武器嚴重不足的問題。紅軍時代，不少官兵拿着土銃甚至大刀長矛作戰。

此時秋收起義軍由於開小差的太多，竟然出現了槍多兵少的局面。

毛澤東看到了軍隊內部的混亂，尤其是思想上不能統一，叛徒、奸細以及不堅定者衆多。

所以，毛澤東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確立了“黨指揮槍”、“黨支部建在連上”、“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嶄新的治軍方略。部隊由一個師縮編爲一個團，稱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下轄兩個營，共有700多支槍，毛澤東決定，在各級部隊分別建立黨的組織：班、排建立黨小組，連隊建立黨支部，營、團建立黨的委員會；連以上各級設黨代表，由同級黨組織的書記擔任；全軍由黨的前敵委員會統一領導。

由此，解放軍的雙首長制度建立。軍官負責指揮作戰，政委則負責保證官兵服從黨的領導，保證了黨對軍隊的完全控制。

有意思的是，三灣改編不是強制性的。毛澤東宣佈：改編根據自願的原則，願留的則留，不願留的發給3至5元的路費。

對於未來的發展，毛澤東對官兵們的演講就很精彩。

據參加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譚政回憶：“毛澤東說，‘同志們，敵人只是在我們後面放冷槍，這有什麼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敵人有兩隻腳，我們也有兩隻腳。賀龍同志兩把菜刀起家，現在當軍長，帶了一軍人，我們現在不止兩把菜刀，我們有兩營人，還怕幹不起來嗎？你們都是起義出來的，一個可以當敵人十個，十個可以當成一百，我們現在這樣幾百人的隊伍，還怕什麼！失敗是成功之母，沒有挫折和失敗，就不會有成功。’這些話，在部隊處境艱難、不少人情緒消沉的情況下是很能鼓舞人心的。”

到10月3日，起義軍撤退到江西寧岡縣古城鎮，當天在古城文昌宮召開了前委擴大會議，即“古城會議”，確定了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計劃。

對於如何處理袁文才、王佐，高級軍官仍然有不同意見。

何長工多年後回憶：會議討論確定了對袁文才、王佐部隊的方針問題。這是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首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袁文才、王佐，一個在山下，一個在山上，雖然都叫“農民赤衛軍“可不是我們黨領導的。他們劫富濟貧，是標準的“綠林豪傑”。對他們到底持什麼態度?當時不少人主張用武力消滅他們;

毛澤東同志卻不同意。他說，談何容易，你們太狹隘了，度量太小了。三山五嶽的朋友還多着呢，歷史上有哪個朝代把三山五嶽的“土匪”消滅掉的?我們要團結改造他們，把三山五嶽聯合成一個大隊伍，統治階級就拿我們沒有辦法。何況，他們大多數是貧苦農民，與地主階級矛盾很深。雖然有地方主義、“綠林”習氣等缺點，但是可以教育改造的。我們不能採取舊軍閥大魚喫小魚的吞併辦法。現在的形勢逼迫他們要革命，要靠近我們，因此，此時絕不可以動武，應該主動搞好關係，積極爭取他們革命，並通過他們團結井岡山的廣大羣衆。經過討論，統一了認識，確定對袁、王部隊採取團結、改造的方針。

10月7日，起義軍同袁文才、王佐部會師，到10月23日正式登上井岡山。

這一路可不容易，起義軍喫盡了苦頭。

多年後，羅榮桓元帥這麼回憶：當年10月初，毛澤東同志帶領部隊向遂川方向展開遊擊活動。那時，天氣已經逐漸寒冷，戰士們還是穿着破爛的單衣，給養十分困難，並且也沒有休整的機會。可是由於黨在部隊中進行了艱苦的政治思想工作，戰士們情緒始終高漲，在極度疲勞的行軍以後，還四處張貼布告，向老百姓宣傳。爲了解決部隊的冬衣和給養，我們進駐到遂川城西的大汾鎮。剛住下不久，就遭到民團的突然襲擊。

部隊因毫無準備，倉促應戰，只好分散撤退。當時四連有兩個排，隨着毛澤東同志跑到黃坳，便停下來收集失散人員，並擔負掩護一營集結的任務。這時，三營向湖南桂東方向撤走了。四連一共剩下三十多個人，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煮飯喫，炊事擔子也跑丟了，肚子餓了，只好向老百姓家裏找一點剩飯和泡菜辣椒。沒有碗筷，毛澤東同志和大家一起，伸手就從飯籮裏抓着喫。

井岡山未必是個好的根據地。這裏人口稀少，經濟落後，起義軍在這裏只能維持生存，卻難以壯大。

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中說：“整個羅霄山脈我們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較起來，以寧岡爲中心的羅霄山脈的中段，最利於我們的軍事割據。”

秋收起義初期，起義軍共有1個前敵總指揮，1個師長和4個團長。

到了上井岡山時，總指揮盧德銘犧牲，3個團長脫離軍隊，1個團長叛變，僅剩下師長餘灑度。

軍隊上了井岡山以後，黃埔二期畢業的餘灑度奉命趕赴上海，彙報秋收起義情況。

期間，餘灑度發現黨組織被破壞殆盡，頓時灰心喪氣，認爲革命已經完了。餘灑度選擇脫黨，在1929年在上海蔘加譚平山、章伯鈞等組織的中華革命黨，反對國民政府統治。

1930年，參加鄧演達創建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受鄧委託擔任臨時召集人，與黃雍、陳烈一起負責籌建黃埔革命同學會，號召黃埔學生起來反對蔣介石。

1931年8月17日，鄧演達、餘灑度、陳烈等20餘人被逮捕。除將鄧演達祕密殺害外，蔣介石對餘灑度等人採取寬容態度，試圖收爲己用。

餘灑度立即表示願意歸順蔣介石，在1932年3月參加國民黨特務組織復興社，併成爲該組織骨幹成員，曾與劉健羣一道率領500餘人的“宣傳總隊”，赴華北宣傳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決策。爲此，餘灑度受到重用，被任命爲六十一軍政訓處少將處長。

1934年，餘灑度的好日子到頭了，因爲妻子參與走私和販賣嗎啡，他被逮捕到南昌，由蔣介石下令槍斃。

秋收起義最終只剩下幾百人，卻成爲解放軍將帥的搖籃。

這幾百官兵中，誕生了1個元帥、1個大將、7個上將、8箇中將和6個少將。

另有，沒軍銜但職務在副部級以上的幹部5人。

有趣的是，秋收起義是成功的，爲革命保存了火種，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卻極爲不滿。

1927年11月9到10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上海召開（簡稱爲“十一月擴大會議”），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瞿秋白、蘇兆徵、李維漢主持會議，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參加了會議。通過了《政治紀律決議案》，評價秋收起義“完全違背中央策略”，是“單純的軍事投機”，開除毛澤東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湖南省委對於農民暴動的指導更是完全違背中央策略。中央屢次指出湖南暴動應以農民羣衆爲其主力，並且向省委書記彭公達同志當面警告其軍事投機的錯誤，要省委改正此錯誤，把暴動主力建築在農民羣衆上面，遵照中央兩湖秋暴計劃切實準備，當時經過反覆辯論，結果彭公達同志雖勉強接受，但省委的指導仍然沒有改變舊的軍事投機的錯誤：

（一）公達違背中央的指示，把暴動看做一種單純的軍事行動，只與土匪和雜色軍隊接頭，不引起極大農民羣衆起來暴動，以致暴動開始除安源的工人很勇敢的參加鬥爭外，各地農民羣衆實在沒有一點行動；

（二）在暴動區域以內完全沒有提出土地革命和政權的具體政綱，以致農民只以爲是共產黨的搗亂，甚至省委懷疑農民應需要土地，反對提出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的口號；

（三）在工農軍所經區域以內沒有執行屠殺土豪劣紳的策略，以致農民視若客軍過境，因這些指導上的錯誤與懷疑的結果，湖南農民暴動變成了單純的軍事投機的失敗。 ...... 六、湖南省委委員彭公達、毛澤東、易禮容、夏明翰，應撤消其現在省委委員資格，彭公達同志應開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資格，並留黨察看半年。毛澤東同志爲“八七”緊急會議後中央派赴湖南改組省委執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員，事實上爲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的錯誤毛同志應負嚴重的責任，應予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