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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潤晨

編輯|t

引言

外交，是一個國家國際地位體現的重中之重，如果一個國家搞不好外交，就會在國際上被孤立，被封鎖。在外交上任性，更是會給一個國家帶來各種無妄之災，典型的例子就是利比亞的卡大佐。而中國，在外交領域的功力，可以說是爐火純青...

一、“一邊倒”戰略

新中國的外交格局是起步於美蘇對抗的冷戰格局之下，很多人認爲新中國建立之後，我國是被美國嚴防死守，被逼無奈只能向蘇聯靠攏，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戰略。

其實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我國其實是有選擇的倒向了社會主義陣營。

1949年我軍即將攻陷南京之前，國民政府要求各國駐華大使館隨國民政府一起撤往廣州。英法以及蘇聯大使都隨國民政府一起撤往廣州，但是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卻選擇留在了南京，因爲他想要和中國的這個“新政府”接觸一些。

（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和華盛頓的意圖其實一點也不難猜，他們就是擔心新中國徹底倒向蘇聯，成爲蘇聯的“附庸”。在那段時間，司徒雷登一直都在請求前往北京面見毛主席，並且表示如果中國願意和美國建立關係，那麼美國願意向新中國援助五十億美元。

關於蘇聯，蘇聯大使撤往廣州在後來，一度成爲了中文互聯網上詬病蘇聯兩面三刀的一個點。但是我們絕對不能忽視的是，就在同一時間，蘇聯政治局委員米高揚前往西柏坡會見了我黨的幾位領導人，蘇聯方面派出的人選要遠比一個大使更加有分量。

對於米高揚，毛主席只是表示：“關於中國的外交政策，是打掃乾淨了屋子再請客，真正的朋友可以早點進屋子裏，別的客人就要先等一等了。”米高揚並不蠢，他聽明白了毛主席的暗示，並且將自己的所見所聞完整的傳達給了斯大林。

（米高揚）

六個月後，劉少奇祕密訪問莫斯科，斯大林在劉少奇的書面報告上一連寫下了15個對字，並且向劉少奇明確表示：“你們一成立，我們就立刻承認你們。”我國已經做出了選擇，司徒雷登也只能離開中國，毛主席一篇《 別了，司徒雷登》，道盡了美國失敗的苦澀。

在蘇聯的帶頭下，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成立我國，我國的外交局面被初步打開。蘇聯老大哥，對我們的幫助真的是沒得說。但是在涉及到領土利益的問題時，斯大林的口風卻出奇的緊，外蒙獨立，租借旅順，東北撤軍問題，無一不在印證蘇聯的大家長做派。

其實最可恨的並非這些，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斯大林在明知我軍計劃解放臺灣的情況下，依然支持金日成南下進攻韓國，這最終導致我國被迫放棄解放臺灣的計劃。兩岸直到今天依然尚未統一，說這完全是老大哥作的孽可能有些過分，但是斯大林和金日成在這個問題上絕對是應當負有責任的。

（建國大典上的蘇聯人）

建國後，蘇聯和朝鮮是我國的盟友，軍事盟友。但是蘇聯的盟友最終卻證明是不牢靠的，中蘇同盟的破裂也促使我國最終實行不結盟政策。而中蘇聯盟之所以破裂，就是蘇聯的沙文主義外交策略以及雙方的意識形態衝突所導致的。

後者暫且不提，但是在中蘇聯合艦隊以及長波電臺問題上，中國是絕對不肯讓步的。因爲這兩個問題是涉及到了中國主權的問題，蘇聯的要求中包含駐軍和海軍指揮權，我們是斷然無法接受的。

有很多人說中蘇關係破裂是因爲赫魯曉夫支持印度所導致的，這純屬是扯淡，這是顛倒了雙方的因果關係。在中印衝突開始的初期，赫魯曉夫是明確支持中國的，但是因爲中蘇關係的破裂，赫魯曉夫才轉而支持印度。

（赫魯曉夫）

而在此之後，中國也迎來了外交的“寒冬期”...

二、特拉維夫的執念與“外交核爆”

1949年10月27日，以色列外長摩西.夏裏特向以色列駐聯合國代表阿巴.挨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建議：“以色列是否應當主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據以色列的判斷，英國和印度應該會很快承認新中國，新中國在未來必然將會獲得五常席位。

基於這種考量，以色列在1950年1月便成爲了新中國，成爲了中東地區最早承認新中國的國家。隨後，雙方開始在莫斯科展開接觸，以色列左翼工黨政府希望能夠和中國迅速建交。

不得不說，工黨政府和新中國建交的態度非常堅決，甚至不惜得罪當時仍然還有五常席位的“臺灣當局”。

（本古裏安）

然而由於朝鮮戰爭的爆發，以色列和新中國的接觸被迫中斷。但是這並未影響以色列當局對華建交的渴望，1955年以色列被排除在萬隆會議之外，中國明確支持巴勒斯坦人解放，這不僅沒有激怒以色列，反倒讓特拉維夫方面認爲必須儘快和中國建交，中國在第三世界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是蘇伊士運河危機進一步激起了中國政府對以色列的反感，以色列在五十年代的建交談判請求再次被拒。另一方面，中以建交的另一大阻力來自於華盛頓，但是本古裏安和以色列當局爲了和中國建交，卻在動用他們自己的場外力量遊說美國政府主動緩和對華關係。

在中國重返聯合國的投票中，以色列投下了贊同票，但是以色列當局發往中國的賀電卻被中國郵政以“我方與你方並未建立關係，我方無法投送該電文”的理由退回...事實上，中以直到1992年才得以建交，在此期間以色列始終都是“主動推進方”。

（中法建交）

爲了和中國建交，特拉維夫當局不止一次推動自己的遊說團遊說華盛頓緩和對華關係，不止一次對中國提供農業支持和場外的外交幫助。在冷戰時期，以色列甚至可以說算是我們在美國陣營中的“內鬼”，很難說不是我國利用了以色列急於和中國建交的心理，既拿到了好處，又沒有因此壞了名聲。

不過在六十年代，中國在西方最大的外交推進，卻是中法建交。中法建交在當時一度被西方媒體稱之爲“外交核彈”，因爲中法快速升溫和中蘇關係破裂的時間節點是高度重合的。其實和以色列一樣，早在1950年法國就希望和中國建交了。

但是就像納賽爾橫亙在中以建交之間，阿爾及利亞問題和越南問題也是中法建交的最大阻礙。而在這一過程中，阿爾及利亞和越南都得到了來自中國的軍事援助，和本古裏安相同。法國政府也認爲應當快速和中國建交，才能避免中國繼續幹涉阿爾及利亞問題。

（戴高樂）

可以說在六十年代，中國這一套對外軍事援助換取外交推進的套路是屢試不爽。而且我們不僅推進了殖民地國家的外交，還利用了某些國家急於脫身的心理，推進了和殖民地宗主國的關係。

但是中法建交是中國建交史上少數沒有要求對方承認一箇中國原則的案例，這無疑在當時是非常特殊的。但是當時我國急於打開歐洲的外交局面，而且法國也願意不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所以雙方各退一步得以建交。

中法建交，戴高樂可謂是贏麻了，他成爲了這個世界上唯一一個可以同時和中美蘇三國領導人對話的人，法國在國際外交領域中的重要性陡然提升。而中國的收益同樣很多，來自歐共體的商品打破了中國被貿易禁運的現狀，意大利，德國，日本，加拿大也在此之後先後與中國建交。

（尼克松）

其實戴高樂能看明白的，本古裏安又何嘗看不懂，如果以色列率先和中國建交，或許也能享受到一部分紅利，只是奈何以色列實在太不幹人事了...

三、外交破局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中美破冰，很大程度上並非是中國期望利用美國製衡蘇聯，而是因爲美國對中國存在主動的需求。自從肯尼迪遇刺之後，美國政府就沒有繼續保持對中國極端的敵視政策，而約翰遜總統又發動了越戰，美國就此深陷越戰泥潭。

尼克松接手白宮之後，最大的問題就是儘快脫離越戰泥潭。但是想要脫離越南，就絕對不僅僅只是簡單的撤兵那麼簡單，如何保證南越政權的存續？如何保證北越不會繼續向老撾和泰國擴張？如何保證美國撤軍之後東南亞現狀不至於崩盤？

（尼克松訪華）

這些都是問題，成功停戰是政績，但是如果停戰後東南亞局勢就立刻崩盤，那就是笑話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尼克松是需要一些“小小的保障”的。這也就有了尼克松訪華，有了小球推動大球。

當然，我國同樣也需要利用美國來制衡蘇聯，畢竟勃列日涅夫要遠比赫魯曉夫極端得多。當時的情況，就是我國基於現實考量希望越南停戰，蘇聯出於沙文主義支持北越繼續擴張，而我國和美國的接觸也被北越視爲背叛。

雖然在尼克松辭職之後，繼任的福特總統並沒有繼續熱切地推動中美建交，但是中美的底子已經打好，兩國不再繼續相互敵視。1979年的中美建交，更是爲世人展現了一出絕佳的外交博弈表演。

（鄧公訪美）

可以說縱觀新中國的外交史，制衡二字一直都是被擺在最上方的，我國一直都在利用各國間的相互制衡來推進我們自己的外交，這也是大智慧。

參考資料：

李開盛.中國周邊外交:70年來的演變及其邏輯[J].國際關係研究,2019,(04):26-39+155-156.

佘綱正.以色列與中國建交的歷史考察——基於以色列國家檔案館涉華解密文件的解讀[J].西亞非洲,2017,(03):103-122.

梁志.新世紀以來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述評[J].中共黨史研究,2022,(06):125-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