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食堂究竟維持了多久喫飯不限量？1958年8月7日人民公社好！-歷史-漫步新聞-陪你看看

薩沙歷史上的今天。

作者：薩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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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食堂究竟維持了多久喫飯不限量？1958年8月7日：毛澤東在視察冀魯豫農村時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不久，人民公社運動席捲中國農村，四處響起“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萬歲！”等口號。

喫飯不限量只維持不到半年時間。

最近一些地方又搞起了公共食堂，薩沙就說一說50年代公共大食堂喫飯究竟要不要給錢。

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附帶品，而人民公社則是中國農業集體化的一種嘗試，時間是1958年。

搞人民公社的前提，是農村實現公有制，土地歸國家所有，所有生產資料也是國家所有，農民被國家組織起來從事農業生產。

最初，農村集體化是按勞分配，也就是農民乾的越多，就得到的越多。這種按勞分配只是形式上的，實際上大家收入差別不大，只是喫大鍋飯罷了。

對此，毛澤東等領導人仍然不滿意，認爲這是資本主義農業的一種殘餘。

就毛澤東來說，他一直嚮往按需分配的軍隊配給制度，而不是分級、按勞的工資制度。

這裏就要提一提，太平天國時期的聖庫制度。

太平軍從廣西轉戰到江南地區，如何維持物資供應就是大問題。

楊秀清等人建立了聖庫制度，也就是一切繳獲歸太平軍公有，隨後對官兵和隨軍家屬進行配給制度。

每當太平軍攻佔城市，他們都會將城內的金銀財物、糧食等洗劫一空，然後交由聖庫統一管理。

太平軍官兵不得有私人財產，一切喫喝用度都是配給制度，從聖庫領取。

自然，聖庫制度是存在於太平天國初期。到了中後期，太平天國各級將領和大臣都保留鉅額私人財產。聖庫配給制度只是針對最底層的士兵和平民，還少得可憐，往往只能喫粥度日。

不過，至少在太平天國初期，聖庫制度保證了太平軍的有效作戰以及政權的穩定性。

紅軍、八路軍和解放軍均是配給制度，中共各級官員在建國之前也都是配給制，同聖庫制度差不多。

建國後，情況有所改變，24級工資制於1956年登上了歷史舞臺，從第1級的594元到第24級的45元有着非常詳盡的劃分。

不過，24級工資只是侷限於城市，農村沒有這種東西。

建國之前，中共之所以得到農民支持，最大原因是搞打土豪分田地，將大量地主和富農的田地免費分給中農和貧農。

所以，建國以後考慮到農民可能會反對，並沒有立即進行土地改革。

以北京郊區農村爲例，1950年開始到1952年，農村成立了互助組，進行土地公有制的預演。

到了1953年到1955年，農村成立了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農民被組織起來集體幹活，糧食銷售也開始統購統銷。

到了1955年到1956年，農村又成立高級合作社。1957年前，北京郊區的農民基本全部入社，全國也達到88%以上。農村生產資料由農民私有制變成了集體所有制，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

高級合作社的資本主義尾巴是：合作社抽出一部分土地（稱“自留地”）分給社員個人種植蔬菜，其數量根據合作社土地資源多少，按家庭人口規定，一般不能超過當地每人平均土地數的5%。入社的大牲畜、大農具和非農業工具有償轉歸集體所有。其辦法是按當時當地正常價格定價，分期償還。社員私有的成羣牲畜，一般也按當地當時的正常價格作價轉爲集體所有。

即便是高級社也並非是配給制度，大體秉承着多勞多得原則。

1956年頒佈的《高級農業合作社示範章程》明確寫到：合作社全面實行‘按勞分配’，即合作社的收入扣除繳稅、生產費用、公積金和公益金，其餘全部實物和現金都按勞動日平均分配。”

在中共高層領導人看來，這種制度同共產主義差距很大，只有按需分配的配給制度才符合共產主義原則。

這就是人民公社出現的理論根源。

而人民公社和之前高級社最大的區別，在於是按需分配還是按勞分配。

1958年6月，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成爲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

然而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會議上，作出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要求全國各地儘快地將小社並大社，轉爲人民公社。9月初，《人民日報》公佈了這一決議，全國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熱潮，僅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就基本上實現了人民公社化。截至1958年年底，中國大陸74萬個農業合作社合併成爲2.6萬個人民公社，全國99%以上的農民參加了公社。

對此，老大哥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則持反對態度。

赫魯曉夫曾公開表示，人民公社是蘇聯玩剩下的東西，也是一個失敗的東西，最終會淪爲人人不幹活的養老院，導致農業生產一落千丈。

1958年11月30日，赫魯曉夫在與波蘭領導人哥穆爾卡會談時談到：“中國人現在正在組織公社。在我國這在30年前就曾有過，對這個我們膩了。可是中國人嘛，就讓他們去嘗試吧。當他們碰得頭破血流時，就會有經驗了。”

1958年12月4日，赫魯曉夫與美國參議員漢弗萊在克里姆林宮談話時表示：“公社制度今天對蘇聯是不適宜的。無論如何這個詞是用錯了，不知道爲什麼中國人選用了這個詞，因爲‘公社’一詞起源於法國大革命時代，它是一種城市的而不是農村的管理形式。無論如何，中國的制度實際上是錯誤的。蘇聯很久以前就曾嘗試過公社制度，但是行不通，而現在蘇聯採取的是物質刺激的方法。”

赫魯曉夫也沒有想到，中國搞人民公社的後果會嚴重的多。

由於1年前中國剛剛進行過反右鬥爭，國內大部分反對者的意見，只是停留在內心中。

人民公社的最大特點，就是不允許農民私有財產。

於是，農民少數自留地被取消，家裏的口糧乃至鍋碗瓢盆甚至喫飯的桌椅都被認爲不需要保留，全部交公。

一些政治積極性高的地方，更是做到了極致。人民公社的社員除了一雙筷子、一個碗和身上的衣服以外，其餘東西統統上交。

以往的中國存在反對黨、反對人士，他們不管出於什麼目的，會對社會現實進行揭露和批判。

在1958年，這種情況沒有出現。隨着1957年大約55萬革命知識分子、黨員幹部和愛國民主人士等被認定爲右派反革命分子，誰還敢說反對意見。

在民國時期，民間有大量獨立運作的報紙，中共建立一些報紙僞裝成民間報紙大肆抨擊國民政府各種政策和社會陰暗面。

在1958年，報紙已經成爲宣傳工具，是政府的口舌，不再具有真正的監督作用。

這些事情的出現，導致政府糾錯能力出現了嚴重問題，也爲後來的大規模災難埋下伏筆。

在1958年，人民公社辦的紅紅火火，各色人等一味歌功頌德：1958年“大躍進”的當時，在全國率先實行供給制的還有安徽省無爲縣的響山社，當時《人民日報》曾這樣報道，響山社實行供給制，一方面貫徹了按勞取酬、多勞多得的原則；另一方面又包含有若干“按需分配”的因素，體現了“各取所需”的方向。用“供給制”進行分配的辦法，開始就受到廣大的貧農、下中農的熱烈歡迎，後來一小部分富裕中農也滿意了。響山社社員用自編的民歌讚頌“供給制”道：“發米發柴又發鹽，過年過節樣樣全，有煙有肉有香油，紅糖鞭炮帶掛麪。到熱天，發草帽，另有一把芭蕉扇。發毛巾，髮香煙，還有肥皂洗汗衫。要結婚，能支錢，生了孩子更安全。有產假，還不算，糯米紅糖加雞蛋。男女老少喜洋洋，高高興興忙生產。要互助，心相連，響山變成幸福山。

北戴河會議後，毛澤東開始乘坐火車在中國各地巡遊。

1958年9月下旬，毛澤東在視察安徽省舒城縣舒茶人民公社時，當他了解到這個公社辦起了公共食堂，已實行了“喫飯不要錢”，便說：“喫飯不要錢，既然一個社能辦到，其他有條件的社也能辦到。既然喫飯可以不要錢，將來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錢。”

1958年11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一次鄭州會議）上談了三國時的張魯，隨後又批示印發了《三國志魏志》中的《張魯傳》給與會者。毛澤東把張魯譽爲中國古代倡行“共產”生活的先驅。

張魯是三國時期漢中的一個道教軍閥，在控制地漢中實現了一些政教合一的政策。

不過，毛澤東認爲“張魯搞喫飯不要錢，不過不是在整個社會上搞，而是在飯鋪裏搞，開了我們人民公社喫飯不要錢的先河”則是錯誤的歷史觀點。

實際上，張魯從未搞過喫飯不要錢，只是在漢中境內部分大路邊的飯店，設置一些免費的糧食，供給來往的旅客食用。

這些免費糧食不針對普通平民，只針對旅客。在三國時期，各地人員基本不流動，所謂的旅客就是逃難到漢中來的災民。

在人口銳減七八成的三國時代，人是非常寶貴的財富。漢中地處中國西北角，和平時期根本沒有人隨便來這裏定居。

於是，張魯爲了擴張自己的實力，增加漢中地區人口，才設置這種制度吸引難民，僅此而已。

在張魯看來，使用一點接待用的糧食，就能得到寶貴的人口，實在是非常合算的生意。

毛澤東定性以後，各地的大食堂紛紛辦了起來，這就是按需分配的具體表現。

於是，農民在大食堂喫飯是根本不要錢的，也算是中國歷史上開天闢地的第一次。

各種報紙傳媒又開始歌功頌德：《人民日報》報道了河南孟津縣紅旗公社“九十頓飯菜不重樣”的“奇蹟”，這是一篇典型的“假大空”奇聞。在“使所有社員，喫飽、喫好、喫滿意”的戰鬥口號下，全體炊事員發揮了高度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即使像野菜和紅薯那樣的粗食，經過精心烹調，也能做出幾十種花樣，使社員們如喫“山珍海味”。這307個食堂，有279個食堂實行了一堂三個竈、老弱五頓餐和三水五味臺的制度。一堂三個竈，就是在一個食堂中有青壯年竈、老年小孩竈、病人產婦竈；老年人、病人、產婦每天能喫五頓飯；三水五味臺是在食堂內設有洗臉水、漱口水、白開水，五味臺上放有醋、醬油、辣椒、鹽面、蒜汁等調味品，供社員們喫飯時選用。

所有食堂都經常在社員中進行詳細的調查，瞭解他們喫飯的要求和口味；特別注意社員們每天在飯廳喫飯的情況、議論和反映，以便及時改善飯菜的花色品種。現在全社已經有214個食堂做到一個月90頓飯菜不重樣。社員們可以在這裏喫到包子、炸醬麪、油餅、蒸糕、蔥花捲、炸紅薯丸子等等。他們也喫菜饃，但做得好喫。有一種是把五種家菜和野菜切成細小碎末，加上油鹽、大料、蔥花、蒜汁和其他作料，白麪擀得像薄紙一樣，然後把拌好的菜餡卷在裏面蒸熟。

到了1958年底，全國已經有360萬個公共食堂，90%以上的農民在食堂喫飯。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此時的中國糧食產量已經出了大問題。

雖然建國多年，我國農業沒有大的進步。

當時河北省的小麥真實平均畝產僅有135斤，玉米和高粱爲140斤，只有紅薯爲1600斤。

由於人民公社運動喫大鍋飯，農民的積極性受到很大影響。既然幹多幹少都差不多，誰又不是傻子，何苦賣力幹活呢？

有過農村生活經驗的人都知道，同樣一塊田採用精耕細作和胡亂耕種不同方法，產量可能有五到十倍的差距。

大躍進期間農業產量沒有進步，反而還迅速後退了。

1959年中國大陸糧食產量較1958年下降15%，而1960到1961年產量只有1958年的70%，全國各地的糧食、棉花產量跌落到相應1951年的水平。具體數字上，全國糧食產量由1958年的4000億斤，下降到1959年的3400億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億斤，低於1951年產量。

當時中國有6.7億人口，相當於每人平均僅有400多斤糧食。除去工業用糧、政府戰略存糧、飼料用糧以及糧食加工時候的損耗，平均每人只有不到200斤，每天不到1斤，根本就喫不飽肚子。

由於地方大肆吹牛謊報產量，有的甚至上報數量是真實的10倍之多。這種情況下，國家對糧食真實產量掌握不足。政府一方面大量徵收民間糧食，一方面還大量向國外出口。很多地方爲了交納吹牛的糧食數字，將農民口糧也上交了，頓時出現了大面積的糧食短缺問題。

在三年饑荒時期，1959年全國糧食徵購量、出口量達到建國以來最高的674億公斤和41.6億公斤。換句話說，在饑荒橫行的1959年，我國尚且將糧食總產量的十分之一用於出口。

即使到了嚴重遭災的1960年，徵購量和出口量仍高達510.5億公斤和26.5億公斤，出口量仍然維持十分之一。

這些冷冰冰的數字反應在大食堂上，就是維持不了多久。

其實，大食堂興辦初期糧食就是不足的。很多村子將農民口糧收到大食堂去，大部分農民家庭僅有幾十斤存糧，富裕地區也不過二三百斤。那個時代，農民根本喫不飽肚子，幹活的男性勞動力每天不過喫幾兩而已。

換句話說，大食堂一開始就搞不下去，只能期待後續政府撥給糧食。

響應國家號召的大食堂不能限量，很多地方農民都是不節制的狂喫一通。當時中國農民們大多目光短淺，只顧眼前利益。這些農民在大食堂裏先狂喫大米白麪，一口氣喫光了以後再狂喫各種粗糧。

如果不顧一切的狂喫，人的食量是非常驚人的。

對於一個正常人，一頓喫一到二斤肉就難以下嚥，食量大的喫火鍋也不過喫3到4斤牛肉羊，肚子就會撐到不舒服。

然而浙江一個小夥子，在自助餐廳連喫15斤牛肉，把老闆都驚呆了，也引起其他食客圍觀。正常來說，人類不可能喫下這麼多肉。

後來打聽了一下才知道，這個小夥子是剛剛進城幾個月的民工，一直在工地上乾重體力活。由於省錢寄回家，小夥子平時喫飯都選擇最廉價的青菜豆腐，基本不碰葷腥。今天是小夥子的生日，爲了犒勞自己就花錢喫自助餐，一口氣喫了15斤牛肉。

這個小夥好歹平時能夠喫飽飯，尚且能夠這麼猛喫，更別說當年長期處於飢餓狀態的中國農民。

這樣猛喫的村子，細糧和粗糧最多能夠維持1到2個月的無限制狂喫。

湖北省委在後來的報告中承認：“由於‘喫飯不要錢’，辦大食堂，號召敞開肚子喫，而引起了大喫大喝大浪費。有的地方，喫飯放‘衛星’，一天三頓乾飯，開流水席，個別地方還給過往行人大開方便之門，來了就喫，喫了就走。照這樣喫法，農民的估計是‘一天喫了三天的糧’，這樣大手大腳搞了兩個月到三個月。”

當然，有比較務實的村幹部，認爲這樣喫下去後果難料，偷偷留了一手。

在這些村子的大食堂內，採用細糧和粗糧搭配方式，而且男性壯勞力喫乾飯，婦女、兒童、老人則喫稀飯。食堂雖不限制數量，畢竟可以節省不少糧食，肚子再大又能喝多少碗粥呢？

然而，大食堂糧食很快就出現嚴重問題。

細糧很快喫光，粗糧供應也出現問題。在大食堂初期，很多地方農民狂喫大米白麪，喫對了胃口，已經不屑於喫粗糧。現在橫豎沒糧食，只能轉而喫紅薯、地瓜、高粱、玉米、南瓜等等，很快這些也喫不上了。

很多村子回憶，在1959年春節村裏大食堂聚餐喫了最後一頓細糧，是之前特意留下的，隨後就再也沒有喫到過大米白麪。春節後沒多久，大食堂連粗糧也沒有了，只能被迫散夥。

這下輪到農民傻眼了。他們不但沒了口糧，連家裏煮飯的鍋也沒了，有的地方爲了防止私下開火甚至砸了農民的竈。

一個老先生這麼回憶：1958 年初秋，湘陰縣開始大辦公共食堂，上下到處宣傳人民公社是通往共產主義的金橋，公共食堂是共產主義優越制度的具體體現，說公共食堂實行供給制，喫飯、讀書、看病不要錢等等。縣委、縣政府召開幹部大會提出“一刀斬斷私有制，開闢歷史新紀元”口號，要在短期內取消四私（私人竈具、廁所、菜土、生產工具），全部收歸公共食堂。由此，全縣便大刮“共產風”：其一是到處拆房屋鍋竈建居民點和公共食堂，農村以生產隊，城鎮以居委會爲單位建公共食堂，住宿喫飯大集中，短期內建公共食堂14800多個，全縣實現公共食堂化，幾千年來的家庭體制解體；

其二是將合作化時分給農戶的田土山水，房前屋後林木竹山、經濟作物、蔬菜、私有耕牛農具、捕魚工具等全部上收，私人戶上的糧食、油鹽、家禽、家畜、竈具餐具用具等都收歸公共食堂，基本消滅了私有制。

其三是以公共食堂爲社會主義陣地，實行組織軍事化，生產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當時稱爲“三化”。因私人戶上已無炊煙，男女老少集中到公共食堂就餐，都確定了基本口糧，男女勞動力基本口糧都與出勤日掛鉤，考覈出勤，天天考，月月評，到處貼有“前方戰鬥，後方關門”的宣傳標語，沒有出工的就扣飯，成爲公共食堂的普遍現象。

這個老先生又回憶起大食堂：1958 年，湘陰糧食比上年增了產，公共食堂口糧還算充足，大鍋飯也算有得喫，只是有米少柴，蔬菜油鹽更是緊張。到了1959年春，青黃不接時，不少公共食堂開始鬧糧荒。這年夏，東部丘崗地區連續130多天烈日大旱，74萬多畝水田乾枯，2000多個公共食堂20多萬人連喫水都十分困難，糧食也大減產。這時縣裏卻佈置大搞反瞞產風，不少社隊被迫虛報產量和社員口糧，公共食堂的糧油鹽菜柴更爲緊張，人民羣衆已經飢餓難耐。

到1960年初，不少公共食堂每人每月只有 20斤稻穀了，嶺北、長侖、桃林、白塘、范家園等地每人每月只有15斤稻穀，羣衆日食難求，勞動強度又大，公共食堂已難以維持下去。1960年全縣糧食比上年又減產，有的公共食堂面臨解散。有羣衆編順口溜：“公共食堂是天堂，飯少冒菜一碗湯，油鹽都冒得，生產禾裏搞。”並寫在食堂牆壁上，許多地方羣衆要求解散公共食堂自謀生路。

面對公共食堂的嚴峻形勢，縣委、縣政府花了很多精力，採取三條措施保住公共食堂不散夥。一是加強領導。縣成立公共食堂福利辦，縣委、縣政府聯合下文，指出公共食堂是社會主義陣地，不能解散，越是困難的時候越要辦好。強調各公社黨委都要一手抓生產，一手抓生活，要確定一名副書記專抓公共食堂，並規定所有社隊幹部和縣裏下鄉的幹部都要到公共食堂就餐，不準另開小竈，不準超喫口糧，拒不執行的要進行紀律處分。縣委28名委員、近500名公社黨委成員、850多名大隊幹部和部分縣直機關幹部都深入到困難大的公共食堂抓管理，當時名曰“幹部下食堂，親自抓廚房。”

二是大搞代食品。公共食堂口糧嚴重短少，直接危及人民羣衆生存。縣委、縣政府向全縣發出“保命保畜（主要指耕牛）保勞動力”的口號，要求各級黨委從兩個方面維持食堂生活，一是千方百計提高出米率和出飯率。所謂出米率，就是把稻穀用水浸溼蒸，熄火後又加水再蒸，名曰“稻穀雙蒸法”，雙蒸後的谷易脫殼，每100斤谷可出米85斤左右；所謂出飯率即推廣“雙蒸飯”，先幹米蒸，後加水再蒸，每斤米加4～5斤水，可出飯10斤左右。爲此，縣委、縣政府還召開現場會進行推廣。

但是這些“雙蒸谷”出米後再成“雙蒸飯”，雖然體積和重量增加，飯已不成飯味，而且含水分太多，喫下不久又肚子餓。二是大搞代食品，發動羣衆向荒山野地和湖洲水域尋找食物，用稻草、金剛刺蔸、紅薯根、朱樹、梨樹、蓖麻葉等，提取所謂“澱粉”“乙蛋白”，加上各種野菜混合“雙蒸飯”充飢，縣委、縣政府還總結了不少典型材料進行推廣。“雙蒸谷”加“雙蒸飯”，各種代食品的製作都需要大量柴火，各個公共食堂派出的砍柴隊伍連年刨山砍樹，全縣120多萬畝山林都因亂砍濫伐，有林面積只剩30多萬畝，到處是光山禿嶺，而且植被破壞，水土流失嚴重。

三是權力適度下放。1960年底，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都先後下達了關於大辦農業大辦糧食十大政策，湘陰縣委、縣政府把“辦好公共食堂，建立小家務”作爲一條重要措施，統一向公共食堂調配勞動力，劃給適量土地，增加肥料，安排專人種菜、養豬、養魚、砍柴、搞副業抓現金收入，要求每個食堂種菜一分地以上，養豬10頭以上，公社、大隊還向缺豬源的公共食堂下放2000頭豬，作爲“一平二調”的補償。

此時，全縣11300個公共食堂已養豬9.3萬多頭，平均每個食堂養豬8頭以上。同時允許搞大集體大自由，給農民重新劃給適量自留地，動員私人種菜度荒，發動戶上養豬養家禽。這些措施雖然對維持公共食堂有一定的好處，但短期內難以見效。到1961年秋，全縣的公共食堂便全部解散。

大辦公共食堂是中國歷史上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大失誤，所造成的損失是嚴重的，對自然生態環境和對人畜的損失都有目共睹。人們日食難求，談何營養，大躍進中的勞動強度又大，男女老少體質普遍下降，抵抗力免疫力脆弱，疾病流行，尤其水腫病、婦科病、幼兒疾病十分嚴重，且得不到醫治，還出現了麻疹、百日咳、腦膜炎、肝炎等傳染病，死亡人數增加。整風整社中曾初步統計，死亡率上升，而出生率大大下降，全縣人口第一次出現負增長，1960年全縣總人口比1957年減少3萬人，豬、牛比1957年減少60多萬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