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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袁公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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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37年七七事變後，全面抗戰爆發。8月20日，日軍進攻上海，時長三個月的淞滬會戰展開。

上海無險可守，本不是會戰良地，蔣介石此舉意在打給租借的英國人看。

蔣介石的想法是：英國人是世界殖民體系的老大，日本本來是小弟，現在小弟要破壞大哥的體系了，英國人肯定會管。

然而英國自己都自顧不暇，哪有閒心管遠東的事，淞滬會戰結束後，精銳盡喪的國軍沒有守備南京的力量，11月20日，國府發佈《國民政府乙駐重慶宣言》，定重慶爲陪都，並於不久後將各政府機關遷往重慶。

（淞滬會戰）

一、定陪都爲陪都之始末

有人問了，爲什麼不定六朝古都長安爲陪都，而是要定重慶。

其實和你的想法一樣，一開始國民政府定的陪都真的是長安。

1932年一二九事件時，國民政府以爲日本可能要全面侵華了，於是將首都遷往洛陽，並在洛陽發佈《以洛陽爲行都長安爲西京案》，將長安定位第二首都，一旦河南失陷，國民政府就要遷往長安。

然而1932年這個節點，正是日本協調主義與泛亞主義鬥爭的最後階段，泛亞主義者雖然幹掉了濱口雄幸和犬養毅，但協調主義的一衆大佬尚在，日本還沒有做好內部統一，就冷處理了一二九事件。

（長安）

回到南京的國民政府，慶幸之餘總結了在西北的經驗，發現長安根本不適合當陪都。

首先就是經濟凋敝，自宋以來，西北王氣黯然，六朝的過度開發使這裏的環境嚴重破壞，退回了自耕農時代，土地基尼係數低至一點幾，素有“關中無地主”的說法，像《白鹿原》那種故事根本不可能發生在西北農村，平均的背後是貧困，江南經濟發達，纔會有土地集約利用和高級租佃關係。

其次是交通不便，西北深居內陸，與同盟國難以聯繫，而西南地區到到南亞、東南亞都有陸路交通，所謂“廣西一大怪，鐵路不通國內通國外”，在殖民體系廢除之前，長江是國際水道，重慶就是這條航路的起點，所以當時的重慶並不封閉，而是號稱國際港。

（重慶）

即使是長江航路被日本封鎖後，也可以靠滇緬公路做備選，交通上遠較長安合適。

最後在地形上，天府之國曆來以易守難攻著稱，雖然日軍的機械化水平實在抬不上桌面，也比國軍完全沒有要強，山區作戰可以揚長避短。

至於選重慶不選成都的原因，是蔣介石要做出隨時反攻的樣態，跑到成都就成了偏安一隅，重慶是出川門戶，選重慶可以提振人心。

（重慶）

重慶各方面都好，可就是有一個問題。

二、統一川政

這個問題就是：重慶根本不在國民政府手裏。

歷史書上有句話“東北易幟後，國民政府在形式上統一了全國”。

這句話不是形容詞，也不是誇張，而是國民政府真的控制不了全國，各地軍閥非常抗拒中央政府，盧溝橋事變時，軍閥宋哲元還在和蔣介石談條件，要求自己解決，中央軍不要進駐。

四川被大大小小十幾個軍閥瓜分，這些人就是像電視劇《哈兒師長》裏範哈兒的那種人。

1935年3月2日，蔣介石親赴重慶，開始整頓川務。

（範哈兒）

此前，薛嶽帶着十幾萬中央軍一路追擊紅軍入川。

四川軍閥發現，薛嶽沒打幾個紅軍，反而把他們給收拾了個遍。

蔣介石罷免了貴州的王家烈，拉攏了雲南的龍雲，對四川更是重點發力，派駐參謀團控制各個軍閥。

前有甜棗後有大棍，四川軍閥紛紛“投降”，表示願聽中央調遣。

（薛嶽）

蔣介石對四川的中央化很滿意，在離川前，蔣介石發表演講，認爲即使未來華北和長江下游出了事，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只要川滇黔三省，重點是四川省在，即可作爲民族復興的基地，日後必可反攻。

整理了四川內政後，國民政府開始對川滇黔三省進行基礎建設，修通了連接公路，發展了一些工業。

到1936年4月，蔣介石再次巡查西南三省，對此前的投入表示滿意，三省作爲後方基地的地位確立，重慶也就順理成章成爲了陪都。

（西南三省）

三、陪都歷史對重慶的影響

重慶成爲陪都後，大量工業、金融、文化產業開始遷入重慶。

重慶在一夜之間成了高度工業化城市，戰時大後方一千多家工廠裏有近四百家遷入重慶，

當時的四大銀行的總部都遷往重慶，不少小銀行也跟着遷到重慶，重慶成了金融中心。

隨着大量移民湧入，商業貿易也發展起來，沿街店鋪增加不少，江南江北的知名品牌匯聚重慶，各種地方特色小喫也都可以在重慶找到。

貿易的發展還使得本已衰敗的木船復興了起來，由於投入少，不消耗戰略物資，木船穿梭長江航道，成爲一大景觀。

（木船業）

各地大學的精華遷往重慶，形成戰時後方暫時的文化繁榮。

這些影響都是一時的，隨着抗戰結束，國民政府遷回南京，工廠、銀行、大學也都回歸原處，重慶又復歸了平靜。

留下永久性影響的，是風俗習慣。

從前，重慶人稱呼外省人爲“下江人”或“腳底下人”，習慣自稱“老子”，頗有居於長江上游的自傲。

（重慶）

隨着各地人湧入重慶，尤其是下游江南人的到來，這種稱呼引發諸多矛盾，重慶警察局特地下令查禁此類稱呼。

“下江人”經濟更爲發達，文化也比較開放，重慶人在與其接觸後，自身受其影響，逐漸“下江化”。

各地人在重慶匯聚，互相交流時，“國語”也就是當時的普通話成爲了公約數，這促進了重慶人普通話的普及。

國民政府在重慶開展了“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進行移風易俗，遏制了吸菸、賭博之風，也廢止了一些舊習，如重慶本有男女同浴，藉機賣淫之風，就是在此期間廢除的。

（重慶）

來自發達地區的人聚集重慶，給重慶的民風帶來了永久性影響，使重慶在西南地區顯得與衆不同，更爲包容開放，這是重慶曾作爲首都的歷史之見證。

參考資料:

朱丹彤,徐曉旭.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遷都對重慶市民生活的影響[J].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03):137-142.

何曉鵬.抗戰時期爲何選重慶爲陪都[J].黨政論壇(幹部文摘),2015,(0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