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有小學3年級文化就能讀大學？1970年6月27日招收工農兵學員
薩沙歷史上的今天。
作者：薩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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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有小學3年級文化就能讀大學？1970年6月27日：中國各高校首次招收工農兵學員。
薩沙寫《林彪傳》時，曾看到過林彪私下對毛澤東實行政策的抨擊，其中一條就是攻擊工農兵學員制度。
林彪認爲工農兵學員是不合理的，是違背客觀規律的，最終會導致全國嚴重缺乏專業人才。
我們來看看，這是怎麼回事。
很多人不理解，爲什麼教育要分段？從小學到初中到高中，然後纔到大學本科、大學研究生，最後是博士和博士後。
如果說小學到初中，是因爲孩子們還未成年，不能一步到位進行復雜的教育。從高中開始的一系列教育，則不是這麼回事。
教育之所以層層分級，一來需要循序漸進的慢慢打基礎，才能學到較高的水平。
薩沙記得留美博士鄧稼先回國以後，60年代曾有剛畢業的大學生要同他討論原子彈問題。
鄧稼先的性格內斂，回答的不多。最後實在被問急了，鄧稼先隨口列出十多本專業著作的名字，讓這些大學生先把這些難以理解的書籍讀通了，再來和他討論問題。
換句話說，鄧稼先認爲大學生的知識太貧乏，根本沒有討論如此複雜問題的能力。
這不是說這些大學生不聰明、學習能力差或者狂妄自大，而是受到年齡限制，知識積累相對有限。
二來教育分層也可以篩選學生。
大家知道，不是所有人都適合讀博士。
在美國，接近有一半的博士無法畢業。既然能夠去就讀博士，本來就是適合學習的精英了，這些人仍然有一半不能畢業。同樣道理，不是什麼人都適合讀大學。在西方很多國家高等教育飽和，學生只要願意就可以進入大學就讀。有趣的是，有不少老外選擇不讀大學，甚至不去讀高中，而是直接讀專科學校、職業學校，學一門求生手藝。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古代科舉考試也是一樣。
1966年文革爆發以後，很快就基本取消了高考。
當時強調階級鬥爭，認爲越有知識越反動，認爲高級知識分子多不會真正支持社會主義制度，這是取消高考的原因。
高考取消以後，大學的招生就停止了，導致高級人才培養由此中斷。就像林彪說的那樣，幾年後各行各業都會出現人才荒。
由於國家需要人才，中國的大學本來就少，最終還是在1970年恢復了大學生招生。然而，大學被要求採用推薦制招生，優先錄取工農兵出身的學員。
這些錄取的學生，後來稱爲“工農兵大學生”或“工農兵學員”。1970年到1976年間，全國共招生94萬人。
這麼搞的理論基礎，是1968年毛澤東的《七二一指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牀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有了最高指示後，中共中央就形成了制度。
在中共中央批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決定“實行羣衆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相結合的辦法”，從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兵及上山下鄉知青中招生，先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試點。規定招收“政治思想好，身體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實踐經驗，年齡在20歲左右，有相當於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幹部”、“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工人、貧下中農，不受年齡和文化程度的限制”、“注意招收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工農兵大學生的任務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學習期滿後（學制2至3年），原則上返回原單位、原地區工作，特殊需要的由國家統一分配。
簡而言之，工農兵學員不參加高考，而是各單位推薦上學。
這麼做的根本目的，是爲了讓一些文化程度低，不可能通過高考上大學的年輕人，可以接受高等教育。
這裏要提高一部老電影：提起“馬尾巴的功能”，不少熟悉文革電影的人都會發出會心的微笑，這是在1975年公映的電影，《決裂》中的一段情節，這個經典橋段講的是電影中的中間人物，知識分子孫教授（葛優他爸爸葛存壯）在給學生授課過程中不談實際問題，而大講特講馬尾巴的功能。
《決裂》是一部支持工農兵學員制度的文革電影，有着鮮明的政治鼓動性。
電影《決裂》講的是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生活（後來的江西農業大學），其中毫不例外地表現了教育領域兩條路線的鬥爭。這部電影的劇本是由江西共大總校和江西省文化局幹部共同創作的，他們根據共大的創辦過程和辦學方向，用電影文學的形式講述了一個“抗大”式的農業大學。
我們看看劇情： 影片開始，龍國正被通知去見老團長，途中，他碰見兩名大學生抱怨自己被分配到農村——這爲後面的鬥爭埋下了伏筆。龍國正向老團長傾吐道，爲什麼不把資產階級老爺們把持的大學改造過來，而老團長這次正是要讓，龍國正當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松山分校校長。
副校長曹仲和正在召開建校的準備會議，大家一致決定要把學校建在靠近城市的河對岸，這時龍校長趕來，申明要把學校辦在農村，辦在貧下中農的家門口。大家都不能理解。新舊兩派的鬥爭就此展開了。
招生處，教導主任孫子清堵着門，不讓貧下中農羣衆進，說他們“文化太低，不夠資格”“這裏是大學，不是識字班”。要知道，這時解放才9年，貧下中農哪裏有什麼文憑，這分明是把廣大勞動人民擋在大學門外。貧下中農羣情激憤，痛罵孫子清爲資產階級把門。這時，龍校長來了，主持入學考試。放牛娃出身的他不問文憑，向羣衆宣告：“進共產主義大學，第一條資格就是勞動人民！”，憑着手上的硬繭收學生。
曹校長和孫主任“集結了國內外先進經驗”，編寫了一份教學大綱。根據這份大綱，可以培養出“高質量人才”，然而，廣大工農同學會跟不上進度。對此，曹校長認爲“跟不上就自然淘汰，這是自然規律”“孔夫子三千弟子，也不過出了七十二賢人”。龍校長針鋒相對，提出“我們是要培養無產階級新一代，絕不是培養幾個所謂的尖子就行了”，要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而不是騎在人民頭上的精神貴族。
接下來就到了名場面：孫主任站在講臺上，一副老學究的樣子，教同學們“馬尾巴的功能”，可這山溝裏，哪來的什麼馬呀！爲什麼不講豬和牛，偏偏講馬，這不就是脫離實際嗎？這時，一位老大爺牽着一頭病牛，請孫主任幫忙治一下，孫主任把他趕走了。徐牛崽同學站起來詰責孫主任教書脫離實踐，被孫主任轟出教室。不服氣的徐牛崽在校園裏貼大字報，曹校長看見後，勒令他撕下來。
這時，龍校長來了，讚許了徐牛崽的大字報。曹校長說，徐牛崽的大字報衝亂了教學秩序，破壞了知識的系統性。龍校長捧起一把壞掉的稻種，闡明瞭“教材的系統性要合於生產的季節性”，宣告“要批判資產階級學風”，自此，校園裏掀起了批判理論脫離實際的風潮。貧下中農老代表也以兩坨泥巴爲比方，向龍校長提議“教學結合生產”。
影片到了這裏，兩派的鬥爭開始進入白熱化狀態。教研會上，龍校長拿出老代表的兩坨泥巴，提出按照生產實際安排課程，闖出一條新路子，曹校長和孫主任不贊成。會後，窗外電閃雷鳴，龍校長和曹校長的矛盾終於爆發了。曹校長指責龍校長背離傳統教學，龍校長則指明傳統教學那一套是資產階級的。曹校長反駁道，只要培養出有科學文化知識的人，就是爲社會主義服務，龍校長則旗幟鮮明地指出，只單純追求高度的知識就會迷失方向，教學與生產割裂開來必然走上邪路，正如毛主席所說“知識再多，方向錯了，等於無用”。
春耕大忙，龍校長把課堂搬到農田裏去，遭到曹校長的極力反對，二人又展開辯論。曹校長認爲，讓學生去勞動，是在讓學生變成目光狹窄的人。龍校長反駁道，讓學生脫離生產，學農不愛農，這樣教出來的學生怎麼能和勞動人民同心同德地建設社會主義！到此，兩派尖銳鬥爭的分歧點已經全部明瞭。那麼，究竟哪一派代表人民，哪一派是跳樑小醜？
在今天看電影《決裂》 ，恰恰可以看到很多現實問題。
工農兵學員究竟有什麼問題？
主要是兩個方面：
第一， 就是走後門、搞關係成爲工農兵學員最大問題。
中國可不是一開始就有科舉制度的，長達千年時間主要採用的是推薦制度。
《三國演義》中，曹操、孫堅等人都是通過舉孝廉制度當官的。
舉孝廉就是一種推薦制度，將各地名氣大、能力強的年輕人推薦爲官。
只是，舉孝廉制度很快成爲一種走後門的方法。
被推薦的人基本都是官僚集團、地方權貴門閥家族的子弟或者代理人。沒多久，這些人的才能已經不重要，只要是自己人就可以被推薦。
由此，國家失去了真正的人才，政治權力被各個政治集團操縱。由此，皇帝的手中的大權遭到了威脅，被迫改爲科舉制度。
相對舉孝廉制度來說，科舉考試也有作弊和走關係，主要還是靠一張八股文的試卷，對於考生來說是比較公平的。
小說《儒林外史》中，明代很多底層赤貧之士，靠科舉考試當上省部級官員，在漢代是不可能的。
如果不是三國陷入戰亂，關羽、張飛、趙雲、黃忠等人均不可能出名，他們只會被埋沒在社會底層。
千年前的推薦制度就有如此問題，放在今天也是一樣。
正常來說，工農兵學員應該是公開推薦，民主投票，實際上不可能如此。
有個老先生回憶了推薦流程：進工廠當年，我又親眼見證一起更換推薦對象的風波。1972年上級分配一名西安交通大學的招生指標，經羣衆推薦，領導已確定一名知識青年進廠的優秀學徒工爲第一推薦對象。但很快就發生更換推薦對象的事情，這位學徒工的父親是市裏重點工程四川維尼綸廠建設指揮部的主要負責人。當學徒工的領導按事先約好的時間去做家訪時，不巧碰上指揮部有人來緊急彙報建設工程問題，學徒工的父親就先去處理工作問題，過後纔來接見這位領導，向他表示歉意，並感謝領導對自己孩子的教育培養。但這位領導心裏很窩火，認爲自己是被人看不起，纔會被冷落一旁，暗自忿忿不平。
回廠後這位領導馬上決定更換另一名備選推薦對象去西安交通大學讀書，並放話從此不再推薦這學徒工上大學。推薦工農兵學員的工作是我當時的領導在負責，因在同一個辦公室，我也知道其中內情。在確定推薦意見後又隨意更換推薦對象，明顯摻雜個人恩怨，羣衆對此也有議論。正是辦事要公正，羣衆有桿秤，秉公能成事，爲己必傷人。
大家注意，是否被推薦爲工農兵學員，說到底只是主管領導的一句話。他可以推薦你，也可以不推薦你。這就爲走後門，提供了巨大的空間。
再看看這個老先生另一個的回憶：1973年，上級分配一名合肥大學英語專業招生指標，因我的領導調離工廠，推薦工農兵學員的具體工作就落在我身上。這一年，國家在招生辦法中嘗試增加文化考試，我按照文件要求認真做好工作計劃，仔細做好推薦工作的每一個環節，經個人報名，羣衆評選，文化考試，組織推薦，最終確定三名預選對象，二名知識青年進廠的學徒工和一名技校畢業的技工。
文化考試是參加全省統考，合肥大學來重慶招生的英語老師對三名預選對象還進行了英語的口試。合肥大學招生組的軍代表告訴我，這次招生是總參委託合肥大學培養外語人才的招生，畢業後軍隊將從中挑選爲國防事業服務的人才，所以學校很看重文化考試結果。考試成績出來，一名知識青年學徒工總成績第一、技校畢業技工總成績第二、另一名知識青年學徒工總成績第三，工廠的推薦意見就是以文化考試的排名順序把第一、第二、第三候選對象推薦給合肥大學招生組選擇。
沒想到竟然在學校複審階段又出問題。招生組的軍代表告訴我，因爲出現意外情況，他們不可能按照工廠的推薦順序，即按文化考試的成績來確定錄取對象了。
招生組本來是準備擇優錄取第一候選對象，但突然有考生來找他們反映情況，來人強調自己是工人家庭出身，根正苖紅，被工廠派到中學擔任工宣隊員。雖然本次文化考試成績只考第二名，但他學習願望特別強烈，希望學校能錄取自己。同時他還告訴招生組，文化考試成績第一的推薦對象家庭有問題，他父親雖是兒科專家，但解放前做過國民黨軍醫，因結髮妻子患病不能生育，又娶小老婆生孩子。解放後雖然與結髮妻子離了婚，但仍舊住在一起，孩子們都稱她爲大媽。
學校招生應貫徹階級路線，如果不看家庭出身只按考試成績錄取他不服氣。這突發的情況給招生組出了難題，招生組本來已決定接收文化考試成績第一的知識青年學徒工，他是工廠推薦的第一候選人，不但文化考試成績優秀，口試英語的成績也很好。對這個考生反映的情況，招生組本來認爲政府既然允許這樣的家庭狀況維持至今，就應該不是個大問題。但我們擔心的是，如果招生組堅持把第一候選人招到學校，那個反映情況的考生不罷休再直接反映到學校，我們也不敢保證就不會發生學校將考生退回推薦單位的情況。萬一出現這種情況，對已錄取的考生將會是很大的打擊。
經再三考慮，我們招生組的意見是，即使我們不招成績第一的考生，這個成績第二的考生我們也不要，我們寧願招收成績第三的考生，考試成績雖然差點但他沒搞小動作。結果，文化考試最差的第三候選人幸運的上了大學。正是擇優錄取本公平，暗施小計耍聰明，誰知結果不如願，受益並非設計人。
實際上，工農兵學員是不需要參加文化考試的，只需要“羣衆（領導）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相結合的辦法”。上面提到的是特殊情況，是大學要招收軍隊英語翻譯，纔會對文化水平有很一定要求，組織了考試進行有限的篩選。
在當時，這種考試是要被批判的，主管人員也要倒黴。
有趣的是，即便是搞了考試，最終讓誰上大學仍然是主管領導的一句話而已。那麼，只要打通了和主管領導的關係，成爲工農兵學員也就毫無問題。
既然國家有了這種制度，掌握權力的人有機可乘，誰不希望讓自己的兒女受到更高的教育。
在當年的制度下，只要上了大學，就等於直接躍進到幹部階層，實現了階級的跨越。
電影《決裂》中，一些所謂的農民子弟滿嘴大話，將建設農村掛在嘴邊。他們仗着自己出身好，是貧下中農，擺資歷、打政治牌，目的就是直接進入大學讀書。
有個觀衆的影評說的很好，你要建設農村，要做貧下中農，那也沒有去讀大學啊。你讀箇中學，一樣可以學習各種農業知識，同樣可以建設農村啊？
說到底，什麼貧下中農要去讀大學，還不是出於個人私慾，想要跳出農門成爲高人一等的幹部嗎！
這麼想是人之常情，並不丟人。但這種人卻又滿嘴高尚的道德言論、三句話不離愛國、爲人民，就屬於口是心非的小人了。
毛澤東曾對波爾波特說，當時的中國是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國家，以平等的名義實現着不平等，社會仍然分爲三六九等。
稍微有社會經驗的人，都知道當時農民子弟多麼迫切想要跳出農門，成爲工人、軍人、幹部。
那個年代，農民是社會最低等級，除了名義上地位較高以外，各方面包括直接的物質待遇都是最差的。
大量城市男知青下放到農村後，無數漂亮的鄉下女孩子，用盡方法想要同他們結婚。因爲只要嫁給城裏人，她們就輕易跳出農門，喫上商品糧不再低人一等了。
這樣的女孩子太多了，導致國家出臺政策，不允許她們隨便實現農轉非。更絕的是，男知青和鄉下女孩生的孩子，需要跟隨母親戶籍成爲農民。
這就是從根上斷了，女孩子們通過婚姻跳出農村的美夢！
當時男性農民想要跳出農門，難度比女孩子們更大，畢竟不能使用婚姻作爲手段。
他們只能通過招工、參軍、考大學這三種方式！
在當年，這三種方式可謂難於上青天。
我們以雷鋒爲例，他曾有兩次招工的經歷。
第一次雷鋒招工去團山湖農場，成爲拖拉機駕駛員。不過，團山湖農場沒有多久就被取消了，農場的產業工人們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如果是農民招工進入農場的，現在只能回家種地。
第二次雷鋒主動招工去遼寧鞍鋼，成爲下屬焦化廠的一名工人。也就是1年多後，鞍鋼又開始大面積裁人，焦化廠直接被取消，工人們被迫回到原籍。
如果雷鋒不是已經被破格錄取參軍，就要回到老家長沙下屬的小縣城。
通過雷鋒的遭遇，可以看出當年想要通過招工跳出農門，難度有多麼大。
那麼，參軍呢？
除了參軍有非常高的門檻以外，更重要的是當兵本身不能跳出農門。
如果在部隊中不能入黨且被提幹，士兵退伍後仍然要回到農村種地。
而入黨提幹又談何容易，軍隊中最不缺各種人才和積極分子。
雷鋒算夠突出了，下連半年就被團黨委列爲標兵，犧牲前更是享受了各種榮譽，紅透半邊天。
雷鋒犧牲時入伍2年多，軍銜仍然是個中士，沒有被提幹。
可見，在軍隊中想要被提幹也有很大難度，不是什麼人都能辦到的。
作爲沒有背景的農家子弟，除非業務能力特別突出，又有較強的搞人際關係能力，不然提幹基本無望。
如果招工和參軍都不行，那麼上大學的難度就更大。
六七十年代，大學每年平均錄取本專科學生10多萬人。
1954年中國出生人口2232萬，他們應該是在1972年參加高考。而1972年本專科錄取13萬人，錄取率僅爲0.6%，也就是一千人只錄取六個人。當年城裏重點高中的一個年級，也不過幾百人而已。換句話說，你不在高中成績排列前三，連個大專都考不上。以往把高考叫做千軍萬馬走獨木橋，這並不是單純的誇張。
即便城裏重點高中的學生，考大學也極爲困難，更別說農村的那種師資水平。
自然，如果能夠考入大學，前景就極爲輝煌。
雷鋒有個認識的同縣女模範，是個養豬好手。因爲她上完小學以後主動回鄉養豬，在當地名氣很大，成爲典型人物，曾多次受到毛澤東接見。
因此，這個女模範後來就被推薦上了湖南農業大學，畢業以後也就不是養豬農民了，成爲幹部階層的技術員。當年中國等級分明，幹部就是最高階層，社會地位高，待遇福利好。
而這個女模範推薦時候已經成爲廳級幹部，甚至成爲高級幹部。但是，如果他沒有上過湖南農業大學的經歷，只是在鄉下養豬，一輩子也不可能爬到這種位置。
雷鋒很羨慕他，曾經向縣委申請去上大學，但推薦名額只有一個，他去不了。
我們再看看另一個人。
陸軍第26軍76師的步兵班長、20歲的鐘志民，請求其父、分管幹部工作的福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鍾學林，幫他上大學，成爲工農兵學員。
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可不小了，僅僅每月工資就有250多元（剛工作的工人只有18元），也有很大的活動能力。於是，鍾學林幫助兒子成爲所在師的兩個推薦名額之一（這原本是需要基層推薦、師裏審批的），被南京大學錄取了。
鍾學林作爲軍二代，生活是很優越的。他母親也是幹部，月收入超過150元：在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憑票供應的時候，他生活的軍隊大院卻有特供的物資，如肉、牛奶、巧克力等，敞開供應。軍隊高幹家庭住着獨棟的房子，配有專車。他曾有一塊400多元的手錶（！），不小心弄丟了，他毫不在意，母親又給他買了一塊180元的。不但上大學，鍾志民當兵，也是走後門的結果。
鍾學林對於走後門不陌生，早在1968年他從中學畢業後，就被迫上山下鄉運動，去了鄉下一個公社。這裏非常苦，鍾學林覺得喫不消，就央求父母幫忙。結果下鄉還不到3個月，他就被軍隊招收入伍了。
在當年，這種現象不稀奇。
小說《高山下的花環》中，趙蒙生老婆本來只是個漂亮護士，文化程度很低，還有三分嬌氣和笨手笨腳。利用家裏的關係，她竟然輕鬆上了大學：七七年夏天，某軍醫大學來我們軍招生。名額只有兩個。原則上是通過推薦和考試擇優錄取。柳嵐在軍門診部工作，媽媽費了好大的勁才使柳嵐剛剛由護士提升爲醫助。這時，她又想上大學。於是，遠在外軍區的媽媽打長途電話來，把柳嵐推薦上了。
參加考試的有二十多位“娘子軍”，柳嵐考了個倒數第三，卻被錄取了。“娘子軍”可是不好惹，一旦她們發現自己僅僅是些“陪襯角色”時，她們聯名寫信到處揭發，說柳嵐提醫助就是走的關係，這次上大學又走後門。什麼“這次招生根本不是才華與智慧的選拔，而是權力與地位的競爭”，言辭尖刻得很。有人提出要組成聯合調查組，揭開這次招生的內幕，堅決把柳嵐追回來……媽媽接到我的告急電話之後，象基辛格往返中東搞穿梭外交那樣，火速趕到軍裏。
趙蒙生的母親很快就搞定了這件事，還是讓兒媳婦讀了大學，最終成爲軍醫。
1973年，有一個非常著名的《毛主席給李慶霖同志的信》。福建莆田的農村小學教員李慶霖給毛澤東寫信說，“當今社會走後門成風，任人唯親”。自己的兒子插隊後最起碼的溫飽都無法解決。反之，一些幹部子弟下鄉沒幾天就被招工、招生、招幹回去了。毛澤東回信說：“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走後門問題是非常猖獗的，上面曾要打擊，最終還是不了了之，因爲法不責衆： 1974年2月20日文件《中共中央關於“走後門”問題的通知》，文件內容是，在批林批孔運動中，不少單位提出了領導幹部“走後門”送子女參軍、入學等問題。中央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認真討論了這個問題。
中央認爲，對來自羣衆的批評，領導幹部首先應當表示歡迎。但是，這個問題牽涉到幾百萬人，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需要具體分析，慎重對待。當前，批林批孔剛剛展開，又夾着走後門，有可能沖淡批林批孔。因此，中央認爲，這個問題應進行調查研究，確定政策，放在運動後期妥善解決。
再回到鍾志民事件。
1972年4月，鍾志民來到南京大學報到，成爲政治系哲學專業的一名學生。他發現，班上30個同學中，有七八成是部隊來的，其中三分之一是幹部子弟，地方來的則多數是革委會成員（革委會就是當時的地方政府）。老師也這麼回憶：學校裏幹部子弟非常多，而且很好辨認。他們穿着軍裝，而且整個成長環境和農民不一樣，長得人高馬大，氣色也好。整個感覺都和普通人不一樣。
開後門進來的人很多，一些同學還是開始議論行事高調的鐘志民，認爲他是走後門入學的，根本沒本事，文化程度也低，是個廢物高幹子弟。
鍾志民是個有能力的人，不習慣被人這麼議論，加上年輕氣盛，受不了委屈，一怒之下就要退學：“我覺得我還年輕，退學有什麼大不了的？既然人家都看不起這個事情，我就要站出來說，老子就是幹了這個事，但我承擔了，我改。”
接着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二年級開學回校，鍾志民變得沉默寡言，像總在思考些什麼。他終於想清楚了。1973年9月29日，是一個週六。他記得自己那天穿的是褪了色的軍裝，懷揣着寫在3張稿紙上的退學申請報告。這是頭一天晚上，他在宿舍昏暗的燈光下花了數小時寫出的。他感覺，自己心裏的想法“如同破殼的小雞”，躍然紙上。他在校園裏找到時任南京大學校革命委員會主任、黨委書記王勇，將報告交給了他。
很快，王勇找他談話，表示了三點意見。第一，他的問題發生在1972年5月中央19號文件（即《關於杜絕高等學校招生工作中“走後門”現象的通知》）下達以前，不在退學範圍內，可以不退；第二，同學、教師對他反映比較好，沒有必要退學；第三，已學了一年半，再退回去對國家也是個損失。最後，鍾志民堅持選擇退學回到農村去。
1976年，文革結束。在清算四人幫時，有人提出反“走後門”是針對老幹部的，鍾志民差點被打成“三種人”。好在，公社裏從農民到書記都爲他說好話。他慶幸，自己每天低頭勞作，很少外出開會，沒有成爲風頭人物，才能安全過關。
1977年，鍾志民成了生產隊長，次年又當上支部書記。一步步地，他成爲共青團瑞金縣委副書記、書記，共青團贛州地委副書記、書記，中共南康縣委副書記。1997年，他辭去公職，正式下海，成爲一個小有成就的商人。
不過，鍾志民一個人的行爲即便震驚了當時的社會，卻也改變不了什麼。
多年後，鍾志民參加大學同學聚會，發現當初班上的30個同學，多數進入了軍隊內，最高已是軍級幹部。
睡在他下鋪的好兄弟，關係密切的谷嘉旺，退休前任《人民日報》事業發展局局長。
只有鍾志民一人，選擇了下海。谷嘉旺認爲，鍾志民的聰明和勤懇遠超過自己，如果在體制內一直幹下去，如今肯定身居高位。
文革之後，國家迅速終止工農兵學員制度，顯然是正確的。
如果長期保留這種制度，很快中國又會變爲《三國演義》中的舉孝廉時代，能夠接受高等教育和做官的還是上層的子弟，從而徹底淪爲階級固化的世襲制國家。
除了各種開後門以外，工農兵學員另一個巨大問題，就是培養出人才的能力不足。
鍾志民入學的時候，南京大學先進行了半年的高中教育。
爲啥？工農兵學員的文化基礎太差。有部分工農兵學員上過高中，文化基礎相對較好。但絕大部分工農兵學員，只有初中甚至小學文化水平，這是特殊時代決定的。
我們以著名作家王朔爲例，他坦誠自己沒什麼文化。王朔小學畢業是1972年，1976年從北京44中畢業。期間他曾去山西，在太原五中讀了1年書，顯然1976年只是初中畢業，而1977年就當兵去了。
換句話說 ，王朔沒讀過高中，據他說在初中也沒認真上幾天課。當時是文革混亂時期，學校沒事就停課搞運動，老師被批鬥，王朔一夥人就在街上亂竄，打架鬧事拍婆子。所以，他僅僅是小學文化程度，認識包括錯別字在內的幾千個漢字。
學生文化程度太低，也是普遍現象。
譬如，1970年，北京大學共招生2665人，其文化程度爲：高中171人，初中2142人，小學79人（不包括短訓班）。大家發現，這三者相加僅有2392人，不到2665人。這相差的200多人，連小學都沒有畢業，充其量只有同等學力，也就是上過類似於小學教育的識字班、短訓班。
1971年，北京市7所院校所招學生中，高中文化程度佔21%，初中佔78%，高小佔0.6%（讀完小學三年級，叫做讀完了初小；讀完了小學五六年級，叫做讀完了高小）；武漢大學招收的新生中，文科有45名是初小程度，理科有30%是高小程度，甚至有學員連加減乘除也不認得。
1972年5月8日，國務院科教組轉發《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科教組關於高等學校試辦補習班的報告》，指出北京市11所高等學校招收的工農兵學員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佔20％，初中文化程度的佔60％，相當於小學程度的佔20％。
上面說了，教育是要分階段的。
一個人就算再聰明，你上完小學後從沒上過初中，現在突然讓你去上大學課程，你根本就學不了，知識都是斷層的。
這導致了大學的教育難度極大，很多老師苦不堪言。老師每講一道題，還要一點點回退知識點，最終必須從初中課程講起。
這麼一來，有時候一道題就講一堂課，幾乎無法正常教學。
由於時代特殊，老師是不敢反對教學的，最終就成爲和稀泥，混日子：後來學校採取了分大班小班、快班慢班等措施分頭進行教學，但從來不公開評價學生的學習成績。好在那時基本不考試，一般是當一門課程結束時按等級考覈一次，這減輕了一些同學的壓力。
於是，很多工農兵學員的文憑含金量不足，有的壓根沒學會什麼也能畢業：雖然大學普通班學歷也被承認作“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不同於當時設立的學制二年以內的推薦制進修班、培訓班，但它與大學專科或授予學士學位的本科有實質區別。這些學員畢業後的工資待遇比照專科畢業生，在專業職稱評審中有時可充作本科學歷。不過選拔幹部，很多地方都有限制使用工農兵大學生的規定。
對於工農兵學員的問題，鄧小平看的很透徹：當時武漢大學教授查全性在教育座談會上，對鄧小平當面彙報工農兵學員的問題“現行（推薦工農兵上大學的）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沒人才，一些熱愛科學、熱愛文化、有前途的青年選不上來，一些不想讀書、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反而佔據了招生名額。更是助長了不正之風；還會嚴重影響了中小學學生和教師的積極性。今年的招生工作還沒有開始，就已經有人在請客、送禮，走後門。甚至小學生都知道，如今上大學不需要學文化，只要有個好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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