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恐怖襲擊事件發生之後，事前做出了成功預言的美國情報機構，再一次收穫了世人的側目

然而在俄烏衝突中的“料事如神”，並不意味着CIA（美國中央情報局）無所不知

就在半年前，當哈馬斯決定對以色列展開全面襲擊時，美國不僅在事前沒有發出任何警報，事後還專門聲明“我們對哈馬斯的計劃一無所知”

難道哈馬斯擁有逆天的反偵察能力，能躲過無孔不入的CIA探員？事實並非如此，美國情報機構能夠多次成功預言的真相

其實是他們發出的並非預言，而是“通知”

預言大師

1983年11月30日，美國中情局（CIA）局長助理赫伯特·E·邁耶正在將他的觀點娓娓道來，他今天的聽衆只有兩個，一個是中情局局長比爾·凱西，另一個是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

在這份名爲《爲什麼世界如此危險》的報告中，邁耶作出了一個大膽的預測，他認爲未來20年是蘇聯佔領西方唯一的機會，

但蘇聯當下並不具備這個實力，因此持續40年的冷戰將很快以蘇聯的徹底失敗告終。

在這份報告誕生的那個年代，蘇聯風頭正盛，里根在幾個月前剛剛提出了“星球大戰”計劃，人們普遍相信這場競爭只有兩個走向，要麼爆發核大戰，要麼一直持續下去，沒人相信蘇聯會默默消沉下去。

但在真實的世界中，這份報告誕生僅僅8年後，東方陣營轟然垮臺，蘇聯輸得毫無懸念。

當初邁耶預言蘇聯將會輸掉冷戰的理由很簡單，那幾年蘇聯的經濟增長率一直維持在2%，看起來似乎還不錯

但經濟小幅增長的同時，蘇聯的軍費開支卻在一個龐大的基數上每年增長4%以上，能源價格的上漲也讓這個國家的工業體系不堪重負。

不管這個理由是不是站得住腳，中情局在蘇聯解體的過程中，就是蒙中了最後的答案

不管是里根還是老布什，中情局的情報與判斷在美國國內都有巨大的市場，同時也能確確實實地左右美國的政策

而在同我們距離更近的後冷戰時代，中情局正確預言的案例，也屢見不鮮

譬如在2000年，中情局曾召集一批專家，讓他們着眼不久的未來，預測2015年世界的樣子。最終專家們交上了一份長達70頁的報告，內容從世界格局到衣食住行無所不有。

在中情局的預測中，2015年互聯網將會使人類的生活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數字技術、生物技術將迎來前所未有的繁榮，全世界人口會突破70億，而西歐卻要陷入人口危機。

就算你認爲在2000年，對2015年的世界作出正面預測並不是什麼怪事，那麼中情局在衝突與危機中的預測，實際上更有幾分恐怖的味道

2000年的預測報告中，中情局的專家們就作出過許多對於衝突的預測，譬如他們認爲恐怖主義將在21世紀盛行。而就在報告出爐的次年，美國就發生了舉世震驚的9·11恐怖襲擊，美國也在此後的反恐戰爭中一去不復返

2010年阿拉伯之春席捲中東前，中情局就指出中東多個長期執政的政權已經積重難返，中東將被政變風暴席捲

聽聞風聲的西方媒體開始集中攻擊中東，隨之而來的阿拉伯之春，果然掀翻了整個阿拉伯世界

不管中情局的情報是不是瞎蒙的，至少在最近幾年當中，西方越來越倚重中情局提供的消息

2022年初，在中情局發佈了有關俄烏戰爭的預警之後，微軟就開始協助烏克蘭政府，把數據轉移到了美國

事後證明，這一判斷幫助了烏克蘭政府在戰爭爆發後不至於快速癱瘓，間接影響了俄烏戰爭的進程

不過在中情局的情報影響力越來越大的背後，其實是因爲這一組織並非圍繞情報而生，中情局誕生的真實原因，就是美國需要一雙參與國際博弈的手

機構淵源

中情局的歷史並不是很長，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政府還沒有一個長期的中央情報組織。

眼看大戰在即，各個情報機構還在各自爲政。這樣的現狀讓羅斯福憂心不已，他曾下令將所有情報工作交給海、陸軍情報部和聯邦調查局，但收效甚微，各個情報機構互不相讓，誰都認爲自己是美國情報界的老大。

恰在此時，羅斯福在哥倫比亞大學時的老同學威廉·多諾萬向他提出建議：必須建立一個新的、統一的情報機構。羅斯福對這個建議深以爲然，於是他給了老同學40多萬美元，讓他去搞情報。

讓羅斯福和其他情報組織都沒想到的是，多諾萬拿了這筆錢就開始瘋狂擴張，短短几個月從一個光桿司令擴充到了600多人。

他們中的許多人對情報工作一竅不通，但多諾萬在美國司法和情報界混跡多年，硬是把這幫草頭軍培訓成了頂級情報人員。

多諾萬的“情報協調局”源源不斷地把重要情報送到總統的辦公桌前，其他情報機構想要打壓也找不出什麼令人信服的理由。美國參戰後情報協調局被升格爲美國戰略情報局。

1944年年底，軸心國已經是強弩之末，各種與戰後國內外格局有關的討論被提上議程，多諾萬也向羅斯福提交了一份“多諾萬計劃”，正式提出了設置常設國家情報機構的建議。

羅斯福準備再一次採納多諾萬的建議，可他的身體狀況卻沒有給他留下足夠的時間。1945年4月，羅斯福逝世，杜魯門接替了他的職位。

這位新總統起初對情報工作並不感冒，他上任後就解散了多諾萬的戰略情報局。然而幾個月後他就被其他機構提交的那些雜亂無章且毫無價值的情報搞崩潰了。

1946年1月，杜魯門宣佈成立新的國家情報管理委員會和中央情報組，前者由軍隊、國務院和總統代表共同參與，後者直接聽命於總統。

40年代後期，杜魯門又推動國會出臺了《1947年國家安全法》和《中央情報局法》，今天聞名全球的中央情報局正式誕生。

實際上，誕生於世界大戰時期的中情局，自一開始就不是一個單純的情報組織，該組織不僅負責情報的分析彙總，同時還負責爲美國國家安全而執行祕密任務

以90年代中情局最後一次大規模改組重置的機構爲例，如今的中央情報局由四個主要部門和其他一些輔助部門組成，其核心機構爲國家祕密行動處。

該部門下設反恐、反擴散、反情報等具體職能部門，他們的主要職責並不是獲取情報，而是根據所獲得的情報，執行祕密行動。

行動處以外的三個部門分別是：負責情報分析的情報處；負責高科技情報蒐集工具的研發與使用的科技處；以及一個什麼機構都會有的後勤管理處

前兩個部門是情報收集與分析的核心，但是並非中情局的核心，實際上從經費分配上，才能看出來中情局的“業務重心”到底在哪裏

以美國政府公開信息爲依據，國會每年直接撥付給中情局的經費在40億美元左右，但這實際上只是維持中情局正常運轉的經費

真正的經費大頭——安插密探、收買叛徒、培養間諜以及直接資助他國祕密組織的經費，在美國名爲“國家情報項目經費”

冷戰時代的美國政府一直將情報支出列爲黑色預算，並不予公開，直到2007年，美國政府才承認存在這項預算，並有限度地公之於衆

有關“國家情報項目經費”的更多信息，實際上是以斯諾登爲代表的美國內部人士泄露出來的

早在2011年，該項支出就已經達到了創紀錄的546億美元，而在剛剛過去的2023年，拜登政府爲美國的各個情報機構提供的國家情報項目經費，多達717 億美元用於國家情報項目

實際上，這七百億美元是四家美國情報機構的補充經費總額，然而中情局是美國四大情報機構中最大的一家，在由斯諾登解密出的歷史文件中，中情局的經費佔比早在十年前就超過了三分之一

因此中情局的真實預算，甚至超越了大多數國家的軍費總額，而在手握鉅額經費之後，中情局能做到的已經不只有收集情報，還有製造情報

超神還是超鬼

在鉅額資金的支持下，中情局自40年代建立以來，就起到了國際政治風向標的作用。由於其影響力深遠，一些人甚至把它戲稱爲美國的“文化部”。

不過中情局並非單純的情報收集者，還要充當情報製作人，這種雙重身份，讓早期辦事並不熟練的中情局，搞出過許多敗筆

在1950年朝鮮半島上的兩個政權開戰後，中國、蘇聯是否參戰，成了杜魯門政府最關心的問題。

彼時中國剛剛結束幾十年的內外戰爭，整個國家亟待休養生息。在美國決定參戰的前一天，中國剛剛頒佈了《土地改革法》，正在專心搞經濟建設。

當時的中情局斷言，中國陸軍從未面對過“具有高昂士氣、手握現代武器，還有使用那些武器的強烈意願和技術的訓練有素的軍隊”，海軍“實際上毫無能力”，空軍更是不值一提。

至於蘇聯人，他們不希望“破壞蘇聯對北平和平壤的影響”，因此既不會親自下場，也不願讓中國出兵。

在中情局的鼓吹下，杜魯門一邊糾集十幾國聯軍登陸朝鮮半島，一邊在東北和臺灣海峽製造流血事件。

結果中國忍無可忍之下派遣志願軍入朝作戰，打破了美軍不可戰勝的神話，也狠狠地扇了中情局的耳光。

那次預言至今被稱爲中情局最愚蠢的一次判斷，但被打了一記耳光的中情局依舊不肯消停。

1961年1月，新任美國總統肯尼迪剛剛上任，他的辦公桌上就出現了一份來自中情局的計劃書。

那是一份武力顛覆古巴政權的計劃，在此之前中情局已經祕密組建了一支由古巴人組成的古巴旅，準備好了從古巴登陸的一切安排。

年輕的肯尼迪還從未接觸過這種暴力行動，當他猶豫不決時，中情局局長杜勒斯拍着胸脯向他保證一切盡在掌握。

可當古巴旅發起行動時，他們從一開始就在古巴政府面前露出了馬腳，政府軍在海岸線上以逸待勞，一舉俘虜了上千名古巴旅成員。

當古巴政府代表拿着美軍入侵飛機的照片在聯合國斥責美國時，肯尼迪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

這場失敗的豬灣登陸行動讓肯尼迪政府上臺3個月就在國際社會丟盡了臉面，還意外地創造了一項歷史記錄——那是美國立國200多年唯一一次向別國支付戰爭賠款。

朝鮮戰爭和豬灣登陸實際上已經讓中情局泄了底，他們並非料事如神，中情局之所以能夠準確預測別國局勢的走向，是因爲他們親自幹涉了這些國家的政治。

從中情局創立之初，它的任務之一就是顛覆外國政權。近期中國國家計算機病毒應急處理中心、和360公司聯合發佈的：

《“黑客帝國”調查報告——美國中央情報局》報告顯示，中情局歷史上曾參與過50多次嘗試顛覆他國政權的行動，其中有7起是中情局公開承認的。

在有了前兩次的敗筆之後，冷戰後的中情局實際上已經摒棄了直接介入的做法，選擇通過培養反對派、安插線人、帶輿論節奏等隱蔽的方式，誘導事情朝符合白宮利益的方向發展

美國政府也同樣喜歡這種作風，甚至美政府官員，也多次出現在疑似中情局的佈局當中

如2011年“阿拉伯之春”愈演愈烈時，美國政府更換了駐敘利亞大使。新任大使羅伯特·福德一到大馬士革就問敘利亞總統阿薩德：“你是否擔心阿拉伯之春擴散到敘利亞？”

那時的阿薩德信心滿滿：“敘利亞人強烈支持敘利亞政府，所以我們不用爲此擔心。”

然而幾個月後，敘利亞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抗議人羣，之後又演變成了內戰，這場戰爭一直打到今天都沒有完全結束。

而在抗議之初，美國大使福德的車隊，竟堂而皇之地出現在敘利亞首都以外的遊行隊伍裏，用行動支持對阿薩德政權的顛覆行動

因此我們能看到，在中情局發佈預言的同時，我們總能在那些應驗的預言中，或多或少找到美國人的身影

中情局的公開情報，實際上並不是收集信息後做出的預言，而是在自身部署產生成果之後的通知

當中情局的通知逼迫對手不得不做出應對時， 那中情局就會展現出料事如神的一面，而當對手的行爲不符合中情局的口味，

或者對手能爲了其他目標繞開中情局的圈套時，中情局又會展現出一無所知的一面

回到最初那個問題，中情局之所以對哈馬斯的行動表現的一無所知，根本原因在於中情局對於哈馬斯沒有任何戰略需求，哈馬斯不值得中情局顛覆

然而哈馬斯居然能在絕境中爆發出足以震撼以色列的戰鬥力，這就是中情局那些高傲的棋手，所不能理解，也不能想象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