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匯券曾經是中國的超級貨幣！1980年4月1日中國發行外匯兌換券
薩沙歷史上的今天。
作者：薩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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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券曾經是中國的超級貨幣！1980年4月1日：中國開始發行外匯兌換券。
今天的年輕人，壓根沒有聽說過外匯兌換券。
其實，外匯兌換券和僑匯券都是歷史的產物，曾經是中國大陸一種非常重要的東西。
什麼是僑匯券？
這是中國鼓勵在海外的華裔僑民，將大量外幣寄回國內的一種手段。
當時的中國是計劃經濟時代，國家嚴格管制外匯，老百姓得到海外親友的美鈔、英鎊、港幣等於廢紙一張。
況且，那個年代的中國大陸不同於今天，任何東西都要憑票購買，單單有錢是沒用的。如我買一件作爲奢侈品的自行車，可不是我拿着100多元人民幣的鉅款（！）就能搞定，還需要湊齊足夠的輕工業票。這些輕工業票，就是國家對自行車購買數量進行計劃的一種手段，普通人是很難大量搞到的。
如果單純郵寄外幣回來沒有用處，誰還會寄錢？海外華僑只得將餅乾、罐頭、黃油等各種實物寄往國內。對於國家來說，這些實物的意義不大。
即便是五六十年代的中國，也需要大量外幣進行國際貿易。
所以，僑匯券就誕生了：在這種情況下，華僑事務委員會決定發行僑匯券。僑眷可以根據所持僑匯的多少，按照官方匯率牌價換取僑匯券；根據僑匯券上記錄的數量，供給一定數量的糧、油、糖等屬於統購統銷的物資。1957年7月30日，國務院批准了“關於爭取僑匯問題”的指示。1958年，福建省率先發行了僑匯券，隨後廣東、廣西、上海、湖南等十三個省、市、自治區相繼開始發行僑匯券。在物資匱乏的年代，僑眷可憑僑匯券到當地的華僑商店、友誼商店等購買部分生活必需品或緊俏高檔商品。通常僑匯券上會附有糧票、布票、棉票、副食品購買券、工業品購買券等各種票證。此外，有些省的僑匯券還印有肥皂票、煤票、油票等稀有票證。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僑匯券就是外匯券的前身。
到了文革時期的六七十年代，僑匯券被指責爲資本主義的遺產，被迫停止使用。
文革期間，僑匯券是不存在的。
到了70年代後期，對中國破壞強於戰爭的文革終於結束了。
這裏要多說一句。
1952年朝鮮戰爭停戰，中國國內有了第一次全國經濟數據統計。當時中國的GDP總量爲302億美元，而戰後損失嚴重的日本爲172億美元。中國是日本的兩倍多，隨後兩國各自發展！
到了1958年胡搞大躍進之前，中國經濟發展總體平穩，當年GDP總量爲503億美元，日本則爲320億。顯然雙方差距小了一些，但中國仍然有超過1.5倍的優勢。
此時，中國經濟政策出現嚴重錯誤，導致隨後多年出現毀滅性的情況。
1960年中國經濟增幅從1958年的22.4%，銳減到1.4%，國內出現嚴重的饑荒。
袁隆平院士當年看到很多餓死的人：“上世紀60年代，我在湖南安江農校當教師時，親眼看見過5個餓殍。一次看到兩個人倒在橋下，一次看到兩個人倒在田裏，還有一次看到一個人倒在大路旁。”
隨後的1961年，中國經濟是負增長11%，1962年爲負增長6%，也就是經濟倒退了6%。
日本也是在1961年，經濟總量第一次超越中國。
這樣到了1964年，中國GDP總量爲597億美元，日本則始終保持增長勢頭，一舉突破816億美元，不但徹底反超中國，還拉開了距離。
制止了大躍進的胡鬧後，中國經濟又開始穩定發展，從1963年到1966年維持8%到18%的增長，勢頭還算不錯的。
到了文革爆發第一年的1966年，中國經濟總量爲767億美元，比日本的1053億美元低了一些，差距還是有限的。
文革開始以後，全國立即陷入大混亂，經濟更是一塌糊塗。
10年文革期間，即便相信那些好大喜功的虛假數據，中國經濟也有3年是負增長，其餘多年只保持很低的增長水平。
到了文革結束1976年，中國GDP總量爲1766億美元，而日本則爲5620億美元，雙方已經有了3倍的差距。
更重要的是，由於之前幾十年的經濟大欠賬，導致隨後幾年雙方差距還是拉大。
到了改革開放初期的1981年，中國經濟總量爲2777億，相比幾年前已經增加了1000億，但日本增長更快，以及達到11832億，是中國的4倍。
這還是總量，如果換算成人均數字，差距就更是驚人，畢竟日本只有1億人口，中國已經有13億。
這裏再說一說人口問題。
其實，在世界範圍來看，日本是人口大國。
在二戰時期，日本人口有8000多萬人，僅僅少於中國、美國、蘇聯三國。
而中美蘇三國的領土面積很大，最小的美國也有930萬平方公里，而日本只有37萬平方公里。
戰後80年代的日本，人口數量爲1.16億，增長了大概3000萬，數量並不算很多。
相反，中國人口則出現暴增。
在二戰期間，中國人口約爲4.5億，1949年新中國建立時爲5.4億。
由於鼓勵生育的人口政策，導致1980年中國人口總數是9.87億人，幾乎是之前的兩倍。
更可怕的是，由於建國後一直大肆鼓勵生育，導致人口增長率極高。即便80年代搞了計劃生育，人口增長率一時間也減不下來。相比日本人口始終維持1.2億左右，2000年中國人口高達13億。
過多的低素質貧困人口，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是滅頂之災。在2000年，中國農村人口高達8億，按照世界標準的貧困人口高達4.6億。
由此，在改革開放以後很長時間，中國是非常貧窮的，遠遠落後世界水平。
由於同發達國家和地區存在巨大的差距，導致八九十年代的日本人來中國旅遊，大多有一種蔑視的心理，當年的港臺人回老家探親也是如此。
電影《給爸爸的信》中，於榮光有句經典臺詞：一個月幾百塊，你玩什麼命啊！
這不是於榮光在胡說，在電影拍攝的1995年，中國老百姓平均月薪只有300多塊人民幣。
同一年，香港老百姓月薪爲6000多人民幣，差距有20倍之多。雖然香港的生活成本較高，但收入差距還遠遠超過這些成本差距。
而香港警察的收入比普通市民高，月薪一般都是過萬的。即便收入較高，香港警察遇到歹徒一般也是不拼命的，畢竟是一份養家餬口的工作罷了。
在於榮光看來，收入只有香港警察三四十分之一的大陸公安這麼拼命，就是難以置信的事情。
薩沙最近看了一部臺灣老黑幫片《少年吔，安啦》，拍攝時間是1992年，講的是1990年前後的事情。
電影中，一個猥瑣的臺灣鄉下黑幫老頭子，在臺灣城裏人看來絕對是土的掉渣。
然而，這個臺灣黑幫老頭子，卻在同柯受良飾演的另一個黑幫分子，狂吹在廈門嫖妓的經歷。
老頭子讚賞來自山東的年輕妓女美貌身材好，比臺灣妓女強得多，卻又譏笑她來自窮地方，連旅館的熱水器都不會用！
看到這裏，薩沙覺得很是心寒，但恐怕這就是實情。試問，在1990年，大陸家庭有多少安裝過家用熱水器，鄉下就更別說了。
今天有不少文革餘孽，對改革開放大肆攻擊。薩沙記得我在朝鮮曾經看到過一段記錄，說是金日成在建國以後特別重視軍工發展。
爲什麼會這樣？金日成熟讀歷史，發現每次外敵入侵的時候，朝鮮軍隊的武器裝備都不如敵人，導致國土經常淪陷。
除了朝鮮重文輕武以外，更重要是朝鮮的經濟不太好，沒錢用來提升軍備，導致民族一次次遭受戰火蹂躪。
遺憾的是，即便金日成父子如此努力發展軍備，由於朝鮮經濟仍然不好，目前武器裝備都是世界二三流的，同韓國差距很大。如果兩國真的全面開戰，或者美國突然入侵朝鮮，朝鮮同樣要在武器方面喫大虧。
我們再看中國面臨的局面。抗戰中，中國經濟落後，連最基本的子彈生產都有一半缺口，不但步槍製造數量嚴重不足，甚至絕大部分軍工廠連刺刀都不能大量製造。
相反，我們的敵人日本上到航母、大型轟炸機，下到坦克、戰鬥機、大炮、重機槍什麼都有。
當年中國駐印軍的士兵，用美製湯姆森衝鋒槍射擊，是一發發慢慢打。
美國教官就很奇怪，怎麼拿衝鋒槍單發射擊，不去直接掃射？美國人詢問以後才知道，由於國軍嚴重缺乏子彈，不要說衝鋒槍，就連輕機槍也是需要單發射擊，不然就會出現彈藥的嚴重不足。
那麼，是中國軍隊真的打不過日本嗎？
並非如此。
以駐印軍爲例，裝備了美式二流武器且彈藥充足後，在緬北戰場戰無不勝攻無，一舉消滅了10萬日軍。
如果1937年的中國，就能擁有後來美國許諾的80萬軍隊的美式裝備和大量彈藥，我們也能夠獨自對付日本，至少不會丟失大量領土。
可惜，由於武器裝備存在巨大差距，中國人死傷3000多萬，國土也有大半淪陷。如果不是美國在日本丟了兩顆原子彈，中國能否收復東北、臺灣等領土還真的是未知數。
今天的日本被美國拴住了脖子，成爲一個不具備侵略能力的經濟大國。
試問，如果美國控制不住日本，任由日本發展又會如何？
以日本目前的科技力量和國力，最多10年內就可以建造出核武器、航空母艦、洲際導彈以及新一代海陸空三軍的各種武器。
如果中國還是像朝鮮那樣，只有一些落後陸軍武器的國家，試問日本再次大舉入侵中國，我們還不是要死很多人嗎？國土還是會淪陷的！
所以，對於民族來說，別管什麼主義、立場、宗教，發展起來纔是硬道理。
我們拿空軍武器爲例，這玩意根本做不了假，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
新中國建國後，殲5、殲6、殲7全部是山寨蘇聯，沒有自研能力。
好了，從70年代開始自力更生搞殲8，試圖在殲7米格21基礎上研發新一代戰機，結果搞到90年代初期，前後差不多20年，只搞出一些不倫不類的殲8各型號戰機。戰機的性能很爛，在國際上也沒有賣掉一架。
試問，如果依靠這種戰機，怎麼同美蘇這些假想敵爭奪制空權？
要知道，蘇聯研發的米格29是殲7，也就是米格21的下一代戰機。
而90年代，米格29尚且被北約的F16打的滿地找牙，更別說米格21。
而直到1996年，殲8ⅡM靠引進俄羅斯技術，這才勉強有了作戰能力，仍然搞不定F16。
僅僅9年後，2005年美國直接服役了下一代的F22。
以上這些，都是客觀技術差距造成的結果，絕非嘴上豪言壯語可以彌補的。
同美國決戰如果難以拿到制空權，看看海灣戰爭伊拉克百萬大軍的慘敗，也就知道戰爭的結局是什麼！
鄧小平等人堅持改革開放，本質上是讓中國能夠真正的發展起來，至少能夠具備保衛本民族老百姓的能力，另外是讓本國老百姓過上好日子。
改革開放期間或許出現了種種問題，但大方向上是對的，也絕對不能倒退。
扯遠了。
我們再說說外匯券。
在70年代末期之前，中國是閉關鎖國的。即便有洋人來中國，也是不能隨便行動的，通常必須由外事人員陪同，在指定的一些區域旅遊。
所以，洋人在中國大陸沒有什麼用錢的機會，即便用錢也是對國家的商店、飯店、公園之類，不存在什麼貨幣使用問題。
而文革結束後，中國打開國門，洋人開始可以逐步自由行動。此時，就出現了一個貨幣使用問題。
根據中國的法律，洋人是無法直接使用外幣的，國內商店、飯店也不允許接收外幣。
從這個角度出發，中國政府在1979年發行了第一種外匯券。
洋人或者華僑來到中國，入關時需要將所有攜帶的外幣兌換爲外匯券，等到離境時再全部從外匯券兌換爲相應的外幣。
當然，洋人也可以直接帶走中國的外匯券，用於下次來中國使用。
簡而言之，外匯券就是一種特殊的人民幣。
外匯券共有兩個版本，分別發行於1979年和1988年，面值爲：100元、50元、10元、5元、1元、5角、1角，均爲中國銀行發行。
外匯券的文字也很有意思：外匯券正面爲中國的風景名勝和中文“中國銀行外匯兌換券”的字樣及金額；背面爲英文“BANK OF CHINA FOREIGN EXCHANGE CERTIFICATE”、中文“本券的元與人民幣等值。本券只限在中國境內指定範圍使用，不得掛失”和英文 "The yuan expressed in this certificate is equivalent in valueto the Renminbi yuan. This certificate can only be used within China atdesignated place. No request to register its loss will be accepted theBank." 的字樣及金額。
上面扯了這麼多，薩沙究竟想說什麼？
在八九十年代，有一種很有趣的職業，就是倒外匯券的。
薩沙有個同學是新疆少數民族，他老爸去上海出差時走過徐家彙，就被一羣黃牛圍着要兌換外匯券。爲啥？黃牛以爲同學的老爸是外國人。
王朔的小說中，也記載了外匯券的喫香：我跑上地面，站在街上攔出租車，來往的出租車很多，但沒一輛停下來。我走過兩個街口，看到路邊停着幾輛出租車就上前問，幾個司機是拉包月的，唯一接連散座的說他要收外匯券。我說知道知道坐了上去從兜裏拿出一沓外匯券給他看。司機把車開上馬路，路上對我解釋他不是歧視人民幣，是他今天的外匯任務沒完成不得不如此。
現在一些長住北京的外國人也油了，坐車不付外匯券拿外匯去黑市倒，大夥兒又是那麼需要外匯買洋貨急得都瘋了，就差組織義和團砸使館了。大陸人不得不委屈些。其實他也挺有氣挺看不慣。我浮着一臉假笑坐在後座點着頭，腦子昏沉沉地只想倒頭睡。我知道我這會兒不能糊塗，呆會兒的談話必須頭腦清醒，另外對這慈眉善目的司機也得防着點。我要這會兒睡覺他敢拉着我上八達嶺，最後搜走我所有的錢弄不好連大衣也得扒走。
司機還在嘮叨，其實人也是不開壺，放着現成的外匯不掙，那麼多身強力壯老外在中國素着，同時又有些女青年無所事事，過着毫無貢獻的生活是吧？開放嘛搞活嘛舊的束縛人思想的老觀念不打破怎麼行？你很愛國很有憂患意，你是個異想天開的好人；既然是人你只好認倒黴，我沒有外匯券只能給你人民幣。車到了我去的飯店門口，我把那沓外匯券的上面一張拿開，露出底下的人民幣。你不幹不讓我走也行，隨你把我拉到哪兒，你們車隊公安局“五四三”辦都可以，反正我沒外匯券。唯一的這張也不能給你，因爲我還得截長補短地坐出租，我撕票要找錢一樣不少，要不我就嚷嚷，你要嫌太虧太不上算受了驢好心沒好報——你打我一頓得了。
爲什麼外匯券這麼喫香？
這是因爲，外匯券有着特殊性。
爲了體現中國的優越性，向老外展示中國的物資充裕，推出了一個政策：用外匯券可以買到一些稀缺緊俏物資的，價格還相對低廉。
一些商店諸如友誼商店這種只收外匯券，然後出售當時市面上很少見的緊俏商品，甚至是奢侈品。
到了1994年，隨着經濟的發展和國家進一步開放，計劃經濟幾乎不存在了，外匯券已經沒有必要存在。洋人進入中國，只需要直接兌換人民幣即可，不需要使用外匯券。
中國銀行在1993年12月30日宣佈，自1994年1月1日起停止發行外匯券。1995年1月1日，外匯券停止在市面上流通，由中國銀行回收，收兌截止日期爲1996年6月30日。1996年7月1日起，外匯券喪失價值。
作爲一個時代的記憶，外匯券曾是一種炙手可熱的東西，也是無數普通老百姓嚮往的東西。
看看楊友先生的回憶：上世紀80年代我參加工作進入中國銀行，沒想到接觸最多的不是人民幣，而是一種叫“外匯券”的票券，從那時起便開啓了我與“外匯券”的緣分。對於“外匯券”，現在很多八零後、九零後的年輕人可能連聽都沒聽說過。但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可是人人求之的好東西。如果你手上持有一些外匯券，那可是一件特有面子的事。
爲什麼有面子？只要有了外匯券，可以在大城市一些指定場所，買到當時被視爲奢侈品的高檔貨——進口的洋酒、香菸、彩電、瑞士手錶等等，一些有中國特色的手工藝品和絲綢等也只能在友誼商店才能買到，這些可都是人民幣無法買到的緊缺商品。
外匯券除了來華的遊客、國際友人持有外，來華開辦外企公司的老闆以及部分當時在外企工作的中國僱員的工資，有的也是以外匯券的形式支付的。漸漸地，擁有外匯券就不再是外國人的專利了。一些國內的居民，也能從他們的海外親戚那裏獲得一些外匯券。一旦誰擁有外匯券，他立刻成爲了同事、鄰居和朋友眼紅的對象，就可以出入“友誼商店”“華僑商店”，因爲外匯券就是出入這些高檔商店的特殊通行證。
理論上，外匯券應該與人民幣等值，由於當時的歷史背景，中國的市場物資匱乏，很多的物品在官方的市場上根本買不到，而使用“外匯券”這一“特殊的貨幣”卻可以買到。在當時雙軌制的匯率制度下，出現了外匯券兌換的“黑市”，出現了倒賣外匯券、倒賣進口高檔商品的商販。在當時外匯券交易的黑市上，外匯券的價值比同樣面值的人民幣高出30%以上。
浙江蕭山的王先生也有類似的回憶：王先生有個臺灣親戚，1992年回蕭探親。他陪着親戚去地處心南路的中行兌換外幣。當時1000美元可以兌換8000多元的外匯券（與人民幣等值）。親戚回臺灣前未用完的外匯兌換券，王先生就用等值人民幣換了回來。
當時，蕭山西河路有一家友誼商店，有點像現在的免稅店，客戶憑外匯兌換券或僑匯券可以買到進口商品，比如電視機、電冰箱等，而且價格很便宜。王先生用400多元的外匯券，就購買了一臺市場上極難見到的原裝日立彩色電視機。這臺彩電的市場價1800 多元，差不多相當於他一年的工資收入。即便如此，這臺電視也讓王先生全家得意了好幾年！“
北京的馬老先生的回憶也很有意思：上世紀80年代那會兒，我在覈工業部北京儀器廠工作，一位同事常去日本探親，手裏有外匯券，所以同事們就常央求他用外匯券幫着購買一些緊俏商品。那時候，使用外匯券購買商品，是一件很時髦、很讓人羨慕的事兒。那時候，建國門外的友誼商店就是專門使用外匯券的地方。友誼商店賣的都是好時巧克力、人頭馬洋酒、萬寶路香菸、瑞士手錶等國內市場上尚未出現的進口貨，還有茅臺酒、絲綢等國內名貴商品，彩電、電冰箱等緊缺商品，在這裏也可以找到。
剛開始友誼商店只有外籍人士去逛，中國的普通百姓只能在門口好奇地駐足張望。後來，一些老百姓手頭也有了外匯券，友誼商店裏有了各種膚色、不同面孔的購物者，穿着得體、燙着捲髮的時髦女郎，夾着公文包、皮鞋鋥亮的男士，他們拎着大包小包走出友誼商店成了一景。當時，市面上的衣服多是黑灰藍三色，但友誼商店裏的衣服款式、花色讓人眼花繚亂，帶花邊的女士襯衣，褐色暗紋的男士西裝，繡着牡丹花的絲綢旗袍，琳琅滿目。我記得自己每次和同事一起去逛友誼商店都特別興奮，就是不買東西也覺得是一種視覺享受。而爲了淘換到外匯券，大家更是想盡各種辦法，有託人從國外帶的，有去學校和留學生兌換的，還有從黃牛手上倒來的，錢包裏有外匯券，臉上都有面兒。
文章最後，薩沙放一段記錄，這是來中國旅行的美國學者對外匯券的看法：1980年9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理查.羅伯遜的來信，"我是一個對現代中國的成就深爲欽佩的人，現在向你們寫這封信。最近我在中國作了爲期兩週的訪問，剛剛回到美國。所到之處，中國人民的生氣勃勃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我相信到了2000年，四個現代化一定可以實現。
但是我必須承認，對外國人的優待和對中國公民的歧視這種不平等的待遇使我深感不安。我指的是對非中國公民發行的外匯兌換券。憑這種外匯兌換券，外國人可以在特殊的旅館住宿，在特殊的餐館就餐，在特殊的商店購買東西--所有這些特殊的地方一律不接待中國公民。這種制度使人想起19世紀時清政府給予外國人的特權。此外，那些專爲外國人設立的特殊的等候室等等也似乎是不必要的。作爲一個外國人，我對這些特殊待遇感到不安，這些特殊待遇會助長並加深優越感和自卑感。我強烈主張對此給予重新考慮"。
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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