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同五烈士的關係究竟怎麼樣？1931年1月17日左聯五烈士被捕

薩沙歷史上的今天。

作者：薩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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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同五烈士的關係究竟怎麼樣？1931年1月17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中五位作家柔石、李求實、殷夫、胡也頻、馮鏗於中國國民黨的大搜捕中在上海被捕。

魯迅先生在文章中，悼念過被殺害的老友柔石。

回憶同柔石的種種經歷，魯迅的描述頗有意思：那時我在上海，也有一個惟一的不但敢於隨便談笑，而且還敢於託他辦點私事的人，那就是送書去給白莽的柔石。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見，不知道是何時，在那裏。他彷彿說過，曾在北京聽過我的講義，那麼，當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記了在上海怎麼來往起來，總之，他那時住在景雲裏，離我的寓所不過四五家門面，不知怎麼一來，就來往起來了。

他的迂漸漸的改變起來，終於也敢和女性的同鄉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離，卻至少總有三四尺的。這方法很不好，有時我在路上遇見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後或左右有一個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會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時候，可就走得近了，簡直是扶住我，因爲怕我被汽車或電車撞死；我這面也爲他近視而又要照顧別人擔心，大家都蒼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萬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實在看得他喫力，因而自己也喫力。

魯迅思想的左傾，應該是在20年代後期纔開始的。

1925年，魯迅捲入了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學潮，大力支持許廣平、劉和珍等女學生，同女校長楊蔭榆鬧得天翻地覆。後來我們才知道，許廣平是魯迅的女友，當時兩人戀情還是祕密。

而魯迅一個身份是，國民政府教育部的科長，他卻公開帶頭反對教育部。

教育部長章士釗很憤怒，將魯迅解僱。

魯迅哪裏是好惹的，向中華民國平政院提起行政訴訟並勝訴，可以官復原職。只是，教育部同僚都對魯迅側目而視，顯然這份工作沒法繼續幹，魯迅也沒有復職過。此事鬧得太大，北方的大學也鮮有敢招聘魯迅教書的。

隨後的三一八慘案中，魯迅因爲悼念被殺害的學生劉和珍等人，被段祺瑞政府認爲是煽動者，上了黑名單。

魯迅爲了躲避災禍，選擇帶着許廣平南下去廈門大學任教，後來又去了廣州中山大學。

在廣州的時候，魯迅公開同許廣平同居，他的學生們也稱許廣平爲師母。

魯迅是有原配太太朱安的，許廣平只是妾室。在那個年代，名人納妾也不是什麼稀奇事，風流的文人有姨太太更是不少。

沒多久，1927年4月蔣介石又發動了四一二事件，廣州被捕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和羣衆共5000餘人，其中2100餘人被殺。

要知道，被魯迅破口大罵的三一八慘案，段祺瑞政府不過打死了47個人。

魯迅顯然無法接受，驚呼：“我一生中從未見過有這麼殺人的。”

是非之地不宜久留，更別說魯迅在廣州同一些共產黨員來往密切。

最終，魯迅在1927年10月選擇去了上海租界，進入洋人的地盤，從此沒有再搬家過。

在租界中，魯迅寫文章基本是沒問題，不可能被中國的任何勢力逮捕。

這個時期魯迅不是左傾分子，對馬列主義也不太瞭解：1927年到1929年，創造社與太陽社的左派成員和魯迅展開了論戰，他們批評魯迅“開倒車”，“不再吶喊”，是“青年的絆腳石”，是“以趣味爲中心的文藝”，郭沫若甚至稱他是法西斯分子，魯迅則認爲他們“把宣傳當文藝”、“技巧拙劣”、“極左傾”、“不敢正視革命自身的暴力和黑暗”，是才子加流氓，魯迅進一步提出人的性格、感情等帶有階級性，但並不只有階級性。

在這段時期的論戰中，魯迅思想開始左傾，最終成爲共產黨的同路人。

這段歷史比較敏感，薩沙不想多說。

只說說魯迅同柔石等人的私人關係。

在衆多左翼作家中，魯迅最早認識的似乎是殷夫，又名白莽，真名叫做徐孝傑。他是浙江象山縣人，同魯迅是小同鄉（紹興和寧波靠在一起），通過《奔流》月刊認識魯迅。

《奔流》月刊是，魯迅在上海創辦並親自主編的第一份文學刊物。《奔流》月刊1928年6月20日創刊， 1929年12月20日出至第2卷第5期停刊， 殷夫就是這一時期同魯迅相識。

殷夫投稿《奔流》一些詩，還翻譯了一些詩。當年沒有什麼快遞業務，殷夫是親自將稿件送給魯迅，兩人就見了面。

殷夫上過同濟大學，是個知識分子，同魯迅有共同話題。

此時，殷夫就是共產黨員了。

殷夫幾個兄弟都很聰明，大哥徐培根後來在臺灣做到國防研究院教育長，陸軍二級上將軍銜。

不過，殷夫走的道路和大哥不同，早在17歲還在上高中，就加入了共青團的前身組織，也因此被捕關押三個月。當時大哥徐培根擔任國軍第八十五師參謀長，託了關係纔將殷夫營救出來。

殷夫考入同濟大學，在大哥面前裝作不參加政治社團，實際上暗中加入了共產黨。

從1928年，殷夫又一次被捕。爲了避免連累家人，他在1929年同家庭斷絕關係，去上海繼續活動。革命者也要喫飯，殷夫迫於生計多次投稿，認識了魯迅。

同魯迅見了兩次面以後，殷夫再一次被捕。

魯迅回憶過這次經歷：我們第三次相見，我記得是在一個熱天。有人打門了，我去開門時，來的就是殷夫，卻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滿面，彼此都不禁失笑。這時他才告訴我他是一個革命者，剛由被捕而釋出，衣服和書籍全被沒收了，連我送他的那兩本；身上的袍子是從朋友那裏借來的，沒有夾衫，而必須穿長衣，所以只好這麼出汗。我想，這大約就是林莽先生說的“又一次的被了捕”的那一次了。我很欣幸他的得釋，就趕緊付給稿費，使他可以買一件夾衫。

魯迅和殷夫的交往，也就這麼多！

殷夫一直投身革命事業，直到被捕：1929年冬天到1930年，參加編輯共青團中央機關刊物《列寧青年》，參加編輯青年反帝大同盟刊物《摩登青年》。1930年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殷夫即加入爲盟員。同年5月，與胡也頻、柔石、馮鏗等人作爲左聯代表，參加在上海祕密召開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1931年1月17日在上海被捕，這是殷夫第四次被捕，2月7日深夜在上海龍華刑場被處決，年僅22歲。

有人問，殷夫被處決時，他的大哥徐培根爲什麼不救人？

這是因爲，徐培根也失勢了，被趕到德國就讀陸軍參謀大學，直到9月918事變爆發後纔回國。其實徐培根就算就在上海，以他的能量是不足以救出弟弟的，畢竟這是驚天大案。

相比見過3次的殷夫，魯迅同柔石的私交更好。

據統計，從1928年6月至1931年1月，兩年半的時間，僅在魯迅的日記裏，記錄下與柔石見面就有100次，或談話，或商議工作，或一塊兒外出買書等等，但更多的是請柔石等人上門喫飯。如有人帶來些家鄉菜等物品，魯迅一定邀請柔石上門分享。交往如此頻繁，這在魯迅的朋友與學生中是僅見的。

可見，魯迅和柔石相當投緣。

柔石本名趙平福，是浙江寧海人，同魯迅是大同鄉。

柔石從杭州第一師範學校畢業，曾擔任小學老師。據說柔石1925年去北大旁聽，聽過魯迅的課。

柔石有三分讀書人的迂腐，不過是有能力的文人：1927年在浙江省寧海縣創辦寧海中學，任浙江寧海縣教育局長，改革全縣教育。1928年中共領導農民在寧海縣城起義，被殘酷鎮壓，這就是亭旁起義。柔石思想左傾，在寧海縣站不住腳，只能逃亡上海。

柔石在老家有原配妻子吳素瑛，兩人結婚超過10年，還生育了3個孩子。

柔石在1929年遇到了女作家馮鏗，後者也是個共產黨員。

馮鏗結婚多年，但夫妻感情不和，早已分居。

馮鏗同柔石相戀，在柔石29歲生日之後兩人開始同居，但是時間不長。僅僅4個月後，這對革命情侶雙雙被處決。

魯迅對馮鏗一直有些看法：他說的並不是空話，真也在從新學起來了，其時他曾經帶了一個朋友來訪我，那就是馮鏗女士。談了一些天，我對於她終於很隔膜，我疑心她有點羅曼諦克，急於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來要做大部的小說，是發源於她的主張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許是柔石的先前的斬釘截鐵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實是偷懶的主張的傷疤，所以不自覺地遷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實也並不比我所怕見的神經過敏而自尊的文學青年高明。她的體質是弱的，也並不美麗。

柔石入黨比較遲，直到1930年5月纔在馮雪峯介紹下入黨，當時左翼作家聯盟已經成立。柔石入黨後就被重用，擔任“中華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準備委員會”祕書。

柔石的另外一個重要作用，是讓馮雪峯認識了魯迅。

馮雪峯同樣是知識分子，是柔石在杭州第一師範學校的同學。馮雪峯早在1927年就入黨了，期間一直被通緝，只能到處躲避，最終去了上海。

同柔石、殷夫不一樣，馮雪峯可是共產黨的重要人物，在1932年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1933年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負責籌備在上海舉行的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爲主題的遠東反戰會議。同年，馮雪峯奉調往中央蘇區工作，但任中央黨校教務主任。1934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六屆五中全會。當選爲中華蘇維埃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執行委員。任中央蘇區黨校副校長。

馮雪峯是魯迅徹底左傾的重要推手，不過這是後話了。

那麼，柔石、殷夫、馮鏗是怎麼被捕的？

1931年1月17日，上海英租界巡捕突襲了上海三馬路東方旅社（現漢口路613號）31號房間，抓住了柔石、馮鏗、殷夫、胡也頻、林育南、蘇鐵、李求實、劉後春8人。同一時間，離東方旅社不遠的天津路上的中山旅社，從中抓捕了歐陽立安、蔡伯真、伍仲文、阿剛等4人。直到20日凌晨，巡捕們從東方旅社、中山旅社、華德路鴻雲坊152號、武昌路650號等處陸續抓走了36人，全部是共產黨員。在這些人中，社會影響最大的是5名左翼作家：李求實、柔石、胡也頻、殷夫與馮鏗，後稱“左聯五烈士”。

據中共黨員李沫英的回憶，是一個名叫唐虞（又名王掘夫）的交通員告的密。

唐虞是《紅旗報》的記者，被捕後架不住拷打，交代了相關會議的信息。

不過，現代歷史學家對此持懷疑態度。區區一個唐虞，恐怕沒有這麼大的能量，能夠交代出這麼多黨員。被捕的共產黨員可是高達36人，包括10位中共各省市的書記、5位左翼作家、幾位中央委員、上海工會領導人，還有軍隊幹部等。

有人懷疑還有更高層的人士泄密，唐虞只是泄密者之一。

在1月23日，英租界將這36人引渡給國民政府，關押在上海警備司令部。

黨組織試圖營救，媒體輿論認爲未必會判死刑。

魯迅這麼回憶：他在囚繫中，我見過兩次他寫給同鄉的信，第一回是這樣的——“我與三十五位同犯（七個女的）於昨日到龍華。並於昨夜上了鐐，開政治犯從未上鐐之紀錄。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時恐難出獄，書店事望兄爲我代辦之。現亦好，且跟殷夫兄學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幾次問周先生地址，但我那裏知道。諸望勿念。祝好！趙少雄一月二十四日。”以上正面。“洋鐵飯碗，要二三隻如不能見面，可將東西望轉交趙少雄”以上背面。他的心情並未改變，想學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記念我，像在馬路上行走時候一般。但他信裏有些話是錯誤的，政治犯而上鐐，並非從他們開始，但他向來看得官場還太高，以爲文明至今，到他們纔開始了嚴酷。其實是不然的。

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詞非常慘苦，且說馮女士的面目都浮腫了，可惜我沒有抄下這封信。其時傳說也更加紛繁，說他可以贖出的也有，說他已經解往南京的也有，毫無確信；而用函電來探問我的消息的也多起來，連母親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我只得一一發信去更正，這樣的大約有二十天。天氣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裏有被褥不？我們是有的。洋鐵碗可曾收到了沒有？……但忽然得到一個可靠的消息，說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於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龍華警備司令部被槍斃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彈。原來如此！……

魯迅的說法沒錯！

被移交給國民政府才10天時間，也就是2月3日，還不滿20歲的歐陽立安無意中偷聽到獄卒的對話，知道他們很快要被執行死刑。

到了2月7日夜裏，包括3名女性在內24人被從牢房帶走，在淞滬警備司令部附近的荒野祕密執行了死刑。

死刑是亂槍掃射，平均每個烈士中了七八槍。柔石頭部、胸部連中10彈，馮鏗身中7彈。一同遇難的，還有林彪的親哥哥林育南。這是一個相貌英俊，器宇軒昂，能力超羣的老共產黨員（1922年入黨）。林彪多次說過，自己的能力不如哥哥林育南。如果林育南不死，建國後最低也是個部長。

這個事件對魯迅影響很大。

得知柔石等人被捕後，魯迅唯恐被牽連，選擇暫時躲避：明日書店要出一種期刊，請柔石去做編輯，他答應了；書店還想印我的譯著，託他來問版稅的辦法，我便將我和北新書局所訂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給他，他向衣袋裏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時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間，而不料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見的末一回，竟就是我們的永訣。第二天，他就在一個會場上被捕了，衣袋裏還藏着我那印書的合同，聽說官廳因此正在找尋我。印書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願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辯解。

記得《說岳全傳》裏講過一個高僧，當追捕的差役剛到寺門之前，他就“坐化”了，還留下什麼“何立從東來，我向西方走”的偈子。這是奴隸所幻想的脫離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劍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我不是高僧，沒有涅磐的自由，卻還有生之留戀，我於是就逃走這一夜，我燒掉了朋友們的舊信札，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個客棧裏。不幾天，即聽得外面紛紛傳我被捕，或是被殺了，柔石的消息卻很少。有的說，他曾經被巡捕帶到明日書店裏，問是否是編輯；有的說，他曾經被巡捕帶往北新書局去，問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銬，可見案情是重的。但怎樣的案情，卻誰也不明白。

需要說明的是，明明柔石這些朋友已經遇害，魯迅如果選擇明哲保身的話，顯然應該同左傾人士保持距離，但他沒這麼做。

可見，魯迅在當時還是有明確的政治主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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