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地主相當於現在什麼收入水平？1929年1月15日地主集體抗議-歷史-漫步新聞-陪你看看

薩沙歷史上的今天。

作者：薩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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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地主相當於現在什麼收入水平？1929年1月15日，部分浙江地主集體抗議《佃農保護法》。

這個要分是什麼地主。

中國封建王朝，由於商業不發達，農業是國家和民間絕對的支柱產業。

當時的高官、貴族、大商人甚至將軍，只要有了錢就去購買土地。

爲啥？

土地除了可以作爲私產傳給兒孫以外，最重要的是還有穩定的收入。

《儒林外史》寫得是清朝的事情，所謂鄉紳都是有土地的，土地價格還不菲。

書中這麼寫：這成老爹是個興販行的行頭，那日叫管家請出大爺來，書房裏坐下，說道“而今我那左近有一分田，水旱無優，每年收的六百石稻。他要二千兩銀子。還有一個說法，這分田全然是我來說的，我要在中間打五十兩銀子的‘背公’，要在你這裏除給我；我還要到那邊要中用錢去。”

作者吳敬梓生活在雍正時期，江蘇安徽地區一石稻米大概價值四到六錢白銀，600石價值二三百兩白銀。

也就是說，花費2000多兩銀子買一塊這樣的田地，用10多年就可以撈回本錢。

關鍵在於，清代中期人口密集，關內地多人少，好的土地是不怕沒有人租的。

自然，想要一次性拿出2000多兩銀子，也不是什麼容易的事情。

《儒林外史》中的周進作爲鄉村教師，年薪只有12兩銀子，勉強混個溫飽。

相比起來，虞博士考中秀才後，專門去姓楊的地主家做家庭教師，年薪不過30兩銀子，已經算是不錯了。即便如此，虞博士養家也困難，平時還要替人去看風水賺外快。

讀書人收入不高，勞動人民就更慘了。

范進的岳父胡屠夫的行業，算是勞動人民中很高的了。當年勞苦大衆喫不上肉，有錢賣肉的都是中產階級和富人，賣豬肉是有賺頭的。

胡屠夫每天辛辛苦苦殺一頭豬去賣肉，才能賺到一錢銀子，一個月才賺3兩銀子。

殺豬的工作量是很大的，胡屠夫一年賺30兩銀子完全是辛苦錢。

可見，普通老百姓想要賺到2000兩銀子，那是千難萬難。

那麼，封建社會的大地主是什麼人？

基本都是特權階級，他們土地不是買來的，基本都是封賞而來。

以滿清王爺爲例，和碩莊親王府的第一代王爺，是清太宗皇太極第五子碩塞。

入關前，碩塞只有十七歲，年齡太小，沒有任何戰功，自然沒有爵位和官職，更沒有田產莊園。

入關後，碩塞被封爲開國八大鐵帽子王之一，不但子孫後代不降爵位，還得到大量賞賜的土地。

到清朝滅亡後的民國初期，莊親王府長史桂斌，開列了一張各地莊園數字的清單。在這份清單中詳細記載了各地的莊園數量，田地高達五十五萬餘畝。

以光緒十三年的情況來看，全國民賦田是九百一十一萬九千餘頃，而莊親王一府，就佔地五千多頃。也就是說，像莊親王這樣的大地主，只要有一千七百個，就會把全國的土地霸佔完。

而僅僅是依靠着五十五萬餘畝土地，莊親王每年什麼都不用做，至少有一二百萬兩的收入。

這就很牛逼了，可以維持相當奢侈富裕的生活。

很多人不理解，爲什麼《紅樓夢》的榮國府和寧國府會這麼富裕？丫鬟晴雯死了以後，首飾衣服都能賣幾百兩銀子。

而劉姥姥仗着是王家親戚來打秋風，得到20兩銀子就喜出望外，連話都不會說了。

爲啥？

劉姥姥說了，30兩銀子就夠莊戶人家開銷一年。

而這20兩銀子，是賈府專門用於應付打秋風親戚的專項資金，並不是王熙鳳自己掏腰包。

給劉姥姥這20兩銀子還是小事，賈家爲了元妃回家幾個小時的一次省親，不知道花費了多少錢。

元春可是正兒八經的貴妃，是見識過皇宮奢華場面的，也被賈府的省親別墅震驚了。原文描述賈家和大觀園：……園內各處，帳舞蟠龍，簾飛綵鳳，金銀煥彩，珠寶爭輝，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長春之蕊……只見院內各色花燈閃灼，皆系紗綾紮成，精緻非常。只見園中香菸繚繞，花彩繽紛，處處燈光相映，時時細樂聲喧，說不盡這太平氣象，富貴風流。

看看，這次省親的費用少說幾十萬兩銀子，多則一二百萬兩。

爲什麼賈府能夠如此毫闊？

還是因爲他們擁有大量土地。

寧國府的田地管家烏進孝來送土地收入，應該交納5000兩銀子。而土地收入是分爲兩個季節，全年應該交納差不多1萬兩。

而寧國府當家人賈珍說了，像烏進孝這樣的莊子，僅僅寧國府就有八九個。

這麼算來，寧國府一年土地收入就有10萬兩。

更可怕的是，烏進孝說自己兄弟爲榮國府管理土地，比自己的土地還要大好幾倍。

那麼，榮國府一年的土地收入應該遠大於寧國府。

榮國府寧國府相加，一年土地收入至少二三十萬兩白銀。

對比莊親王，賈家最少也有數萬畝的土地，顯然都是皇帝當年御賜給榮國公和寧國公的。

皇帝特別寵幸榮國公賈源，一說賈源的原型是康熙奶媽的兒子。

康熙生母早逝，同太后只是名義上的母子，並沒有什麼感情。而奶媽一手將康熙養大，幾乎等於半個親生母親，兩人感情很深。而奶媽的兒子是康熙的伴讀書童，同康熙一起長大，幾乎是半個朋友，又像半個親兄弟。這種親密的關係，全中國怕是也沒有第二個。

康熙寵幸賈源的一大表現是，給了他很多的土地田產。

雖然大地主雖然佔據中國相當一部分土地，但這種級別的大地主還是極少見的。

絕大部分的地主，都是中小地主。

而中小地主也沒什麼了不起，同大地主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我們看看乾隆時期，河北獲鹿縣鄭家莊的土地情況。

莊上共有2665戶人家，其中擁有40畝以下土地的爲2200多戶，40畝到100畝爲164戶，100畝以上僅爲45戶。

按照清代的標準，至少擁有100畝土地才勉強算是地主，那麼地主也就45戶而已。

關鍵在於，這45戶一共佔8900畝土地，平均每戶只有200畝，算不了什麼。

當年的河北比較富裕，那麼安徽休寧三都這個貧窮的地方，就要慘得多。

當地一個莊子共有233戶人家，其中僅有2戶人家擁有25到30畝土地，加起來才57畝而已。

可見，這個莊子比較窮，連地主都沒有。

那麼，這些中小地主的收入怎麼樣？

不怎麼樣！

在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以後，紅軍以500畝作標準認定地主，500畝以上的算是大地主，500畝以下的，算是中小地主。

這個標準偏高，而贛南又比較貧窮，紅軍經常佔領一個村鎮都找不到幾個大地主。

後來逐步演變爲不管你家人口多少，只要你有出租土地的行爲，就可以定你爲剝削，因而定你爲地主。

學者黃道炫對東南地區土地佔有情況的研究顯示：“東南地區乃至長江三角洲集中佔有巨大規模土地的大地主很少，佔有數十畝土地的中小地主佔絕大多數”。如福建南平縣地主佔地最多，人均21.76畝；浙、皖、閩、蘇南235個縣略次，地主人均佔地14.26畝；浙江76個縣再次，地主人均佔地7.96畝；福建66個縣又次，地主人均佔地7.47畝；浙江東陽區8個村，地主人均佔地僅3.918畝；福建古田、福州鼓山、沙縣3縣，地主人均佔地更只有2.1畝。

1950年底，中共西南局有關機構對3000餘住蓉（重慶）地主的調查卻顯示，雖然確有佔地成千上萬畝的大地主，如劉文輝、劉文彩、劉湘、潘文華等，但佔地500畝以上者其實只有120餘戶，能夠佔地上萬畝者也只有20餘戶，最大量的還是中小地主。

如川東江津區對7個縣、1個區、285個村的調查，以250畝以上爲大地主，85畝以上爲中地主，以下爲小地主做了一個統計，說明大地主所佔地主戶數比例爲13%，中地主爲31.3%，小地主爲55.5%。

中小地主的收入基本來自於糧食。

1927年5月，國民政府頒佈《佃農保護法》，規定“佃農繳納租項不得超過所租地收穫量百分之四十”，“佃農對於地主除繳納租項外，所有額外苛例一概取消”，“佃農對於所耕土地有永佃權”。

同年由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和省政府聯席會議通過《浙江省十七年佃農繳租章程》，規定“正產物全收穫百分之五十爲最高租額”，“佃農依最高租額減百分之二十五繳租”。這樣，佃農只須向地主交納收穫量的百分之二十五，自己則可得百分之七十五。

國民政府正在北伐，爲了爭取農民的支持出臺了這些政策，目的是減輕農民負擔。

然而，浙江的中小地主炸開了鍋。

按照這個制度，地主把土地租出去，收入只有佃戶的三分之一。

水稻已經是產量最高的農作物，畝產不過三四百公斤。

等於地主每畝，只能收穫不到100公斤。

如果是那種只能出租五六十畝土地的中小地主，收入只有每年五六千公斤稻穀。

當時稻穀的價格不高，1920到1925年，上海米價是全國比較高的，也不過每市石9.5塊銀元，1市石大約是80公斤。關鍵地主將稻穀加工成大米，還會有相當的損耗。

那麼，五六千公斤稻穀，最多可以賺到四五百塊大洋。

這還不是地主的淨利潤，需要向政府交納公糧和各種苛捐雜稅以外，剩下的往往連一半都不到。

而當時上海普通工人，月薪也有10塊大洋，一年也能收入120塊大洋。如果夫妻兩人都去工作，一年收入竟然不比中小地主要低。

要知道，這還是魚米之鄉的江浙地區，水稻產量是全國最高的。

至於北方地區，很多田地畝產只有一二百斤甚至幾十斤，中小地主就更窮了。

中小地主的本質也是鄉農，文化程度低，沒有什麼技能，完全靠出租土地喫飯。

中小地主家裏人口一般較多，少則七八口，多則十幾口。

這樣一來開銷自然就大，這點錢想要維持生活都頗爲艱難。

1928年10月，董士鈞等以永嘉城鄉全體等衆名義上書，指責減租之舉“苦樂不均，倒置主佃名義”。11月，董松溪等以浙江全省公民代表名義上書，指責浙江省黨政兩方“高坐堂皇，罔知民間情狀”，“自黨部至處理佃業各機關，以逮於各農協會，均爲惡化、腐化、無產暴民所佔據”，“中小地主生平千辛萬苦，粗衣惡食，齒積蠅頭，購得薄田數畝，或數十畝，藉爲一家數口或數十口養生之資者，莫不俯首帖耳。”同月，永嘉城區業主上書，指責佃業理事局“每袒於佃方，致業主所得不及佃農十之二三，不平太甚，衆怨沸騰”。

地主這樣普遍抗議鬧事，看來不是胡鬧，而是有理由的。

很多人不理解，爲什麼有時候地主精打細算、節省到變態的地步，看起來比佃戶還誇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