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大才子張蔭麟,他的天才與情劫
《張蔭麟傳》,李欣榮 曹家齊 著,萬有引力 | 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張蔭麟(1905—1942),號“素癡”,間署“燕雛”,廣東東莞人,著名史學家,在先秦史、宋史、清史、近代史、通史和史學理論等領域均卓有建樹;同時兼治哲學,在文學和社會學方面亦有不凡的造詣,被學界視爲博通治學的典型。陳寅恪評價說,“其人記誦博洽而思想有條理”,“必爲將來最有希望之人才”。錢穆慨嘆,若非張氏37歲早逝,“中國新史學之大業,殆將於張君之身完成之”。
本書廣泛收集張氏著作、譯作、往來書信,並引述時人對其的評價、研究數十種,以“他觀”視角,還原張蔭麟的人生軌跡,闡明其史家素養之生成,同時亦表現民國史界學術理路之過渡性與多元化,觀察史家在世變中的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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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大時期的教學和生活
1938—1939學年度,張蔭麟在歷史社會學系開設宋史課程,兩學期,爲三、四年級開設,學分2+2。另一門“歷史哲學”,爲該系三、四年級選修課(同時爲哲學心理學系開設),學分4。1939—1940年度,張氏在哲學心理學系開設必修課“邏輯乙”,學分6;“邏輯甲”由金嶽霖講授。
張氏並不喜歡課堂直接講授的方式,如其形容容庚至清華兼課,“不過留聲機多開一遍,無所苦,原不必固拒不爲也”。故其授課以啓發性爲主。宋史課程以《宋史紀事本末》爲教本,要求從中自選60篇作“提要”,每篇提要不得過百字,以作文字鉤玄的訓練。其引導學生做研究的辦法更爲獨特:
課上只講專題,很富啓發性。他總是每兩三週,提出一個問題,指定幾卷書,要我們從那幾卷書中找材料,去解決那個問題。以後,問題越來越難,指定的書越來越多;最後,他不再指定,要學生自己提出問題,自己找書看。他用這樣的方法,訓練我們一步步地學會獨立做研究工作。
在衆多學生中,張氏特別識拔雲南本地學生李埏。李氏出身於雲南路南的傳統書香家庭。以優異成績考入北平師範大學,抗戰軍興後歸裏,1938年8月轉學聯大歷史系,跟從蔭麟研究宋史。李埏在半個世紀後尚記得當時指導之情形:
在西南聯大,我從他學宋史,常送習作請他指教。每次他都是立即當面批改,邊改邊講,不僅改內容,而且改文字,教我怎樣做文章。有時候改至深夜,一再請他休息他也不肯。
另有學生丁則良,1933年入讀清華歷史系,1938年畢業於聯大歷史系,並留校任教,亦跟從張蔭麟研習宋史。儘管西南聯大常委會在1940年6月底做出決議,聘請張蔭麟爲歷史學系及師院史地系教授,月薪380元,但此待遇並不令其感覺滿意。
因爲抗戰前他請假專修中小學歷史教科書,銷假歸來,月薪僅支取請假前的月薪三百元(清華教授的最低月薪)。而許多與他同資歷,甚至稍晚入校的教授待遇,已經較他爲高。按照校章,“每服務滿二年(休假之年除外)者,加月薪二十元;其於所任學科有特殊學術成績者,加月薪四十元”。張氏從1935年秋季以專任講師(位同副教授)請假一年,1936年秋季升任教授,仍舊請假一年,直到抗戰爆發。張氏仍向清華當局提出,希望待遇至少能與同資歷的人相同。問題在於“請假”與“休假”是否相同,以及如何認定“有特殊學術成績”。此舉亦引來許多同事譏笑他爭薪水,輿論上頗爲被動。
張蔭麟(圖源網絡資料照片)
不過,真正導致張蔭麟出走的,卻是1939年7月回昆明以後,發生在其身上的感情風波。此事涉及傳主之真性情和以後事業的走向,出走之後僅兩年,便歿于山城遵義,哲人枯萎,起因正在於此,故不能以敏感私事省略之。事實上,學人亦有七情六慾,表現其感情之羈絆與躑躅,不過還原本相而已。
據賀麟憶述,蔭麟回昆明後,住在歐美同學會,地址偏僻,少與同事往來,“使得他與Y小姐十年多潛伏着的愛苗,因而長成”。“這位小姐十年來不斷地與他有通信及見面的機會,可以說是他的一個忠誠欽仰者。她的文章和譯品常經過蔭麟精心校改。蔭麟歷年來所給她的片紙隻字,她都當如至寶般珍藏着,但直至這時他們才明白互吐傾愛之意。”
賀麟沒有透露Y小姐的姓名,然可從吳宓的日記中得到印證:“至1940因愛容琬而與妻倫慧珠離婚,終則琬乃回北平嫁一協和醫士。蔭麟於是抑鬱煩躁,有以促其天才。”容琬(1916—1993)乃蔭麟好友容庚之長女,1939年畢業於西南聯大外國語言文學系。容氏是當時西南聯大的著名才女。張、容兩人曾合譯並發表了婁德(J.A.Froude)的《歷史科學》,以及R.H.Cretton的《近代西洋史學的趨勢》兩文。兩人還在中日戰事史料徵輯會共事,張氏爲英文編輯,容氏爲西文組幹事,負責西文索引。
張蔭麟與容庚有同鄉之誼,在學術上互相啓發,感情至厚,因此兩家交往密切。張氏留學美國之時,還不忘提醒容庚,購一冊沈德鴻的《中國寓言初編》予“阿琬等”看之。但是張氏與容琬有輩分之別,且有婚姻道德之約束,唯有用理智止住了這段感情:“她早已訂婚了,她的未婚夫在北平。我勸她回北平與他結婚。”
同時,張氏又將家眷接到昆明,以斷情思。但是夫人倫慧珠所帶來的是龐大的家庭(除子女外,還有倫母和姨侄女),以及持續不斷的激烈吵鬧,有時還要住在樓上的馮友蘭太太出來調解。錢穆晚年還記得張氏家庭不睦之狀:
嗣在昆明,蔭麟屢責其妻治膳食不佳。其妻謂,君所交膳食費請各分一半,各自治膳。蔭麟無以答,勉允之。夫妻對食,蔭麟膳食乃大不如其妻之佳。其妻曰,果何如。蔭麟遂憤欲離婚,經友人勸,先分居,蔭麟乃一人去遵義。
對於蔭麟夫妻不睦,好友賀麟知悉內情:“他們的吵鬧也並不始於在昆明時期,實在是爲性格所決定,出於不得已,他們自己也無法剋制,別人也無法勸解。”
張、倫兩人的感情經歷,其實頗爲曲折,結婚前便有多次反覆。張蔭麟任倫氏家庭教師時,便以“誠摯純潔的愛慕”,“死心塌地”地去追求倫氏,卻不被接受。幸得容庚勸慰,方釋心中傷痕。在留學美國時,蔭麟反省這段情思,意識到倫氏並不屬於其心目中的理想配偶:
愛情有兩種方式,皆可得美滿結果。其一彼此事業志趣略同,互相瞭解,互相尊重,此上式也。次則女子絕無遠大志尚,然對男子敬服感激,一心維護,百般依從(或反之),則亦可稱佳耦〔偶〕。珠之於予二者無一可能,若因循敷衍下去,如何能得好結果?
然而兩人通過無數次跨越大洋的通信,到底還是確立了戀愛關係,並於1935年4月結婚。此次經歷抗戰亂離之境,生活之動盪,感情之波瀾,兩人的婚姻關係終於破裂,以離婚收場。容琬亦與之斷絕來往,至北平任武貞女中教師,在1942年7月24日與表兄徐慶豐結婚,1949年後隨夫定居美國。
經此一役,蔭麟在經濟上遭受重大損失,多年積蓄耗盡,在輿論上也陷於受指責的地位。
對於張蔭麟因待遇要求和家庭波折而出走浙大,極爲欣賞蔭麟的陳寅恪似乎也不表同情。其悼張氏之詩云“世變早知原爾爾,國危安用較區區”,即指要求加薪之事,不必太過較真。另一句“自序汪中疑太激”,則是暗諷蔭麟夫妻失和。徐規解釋,汪中著有《述學》一書,其中《自序》有言“孝標悍妻在室,家道坎坷。餘受詐興公,勃谿累歲”,乃記述劉孝標和自己的夫婦不合。陳氏藉此典故,“惋惜張先生與夫人倫女士的乖離事”。
陳寅恪一向主張:“力主屏絕雜務,專心讀書著作,生活種種,均不足計也。”抗戰時期圖籍頗爲難得,而北大可借用史語所(遷李莊以前)的藏書,昆明又聚集後方最多的學者,正是做學問的合適之地。生活、醫藥方面,似乎也較有保障。兩年後張氏在遵義因病去世,昆明學界即有輿論稱,“張蔭麟苟不赴浙大而留聯大,當不至死”。不過此語太無情義,亦有推卸校方責任之嫌,難怪吳宓聽後不由得憤憤不平。
更有人對於蔭麟的多情遭遇表示理解。孫次舟講到:“更加突然而來,若汪中《自述》所說的‘勃溪累歲’,這將如何使一個天才文人生活下去?”謝幼偉也認爲,蔭麟既爲天才,自由理智發達,必會不滿足於“女人的常態”,容易從戀愛時“極度的愛”變而爲結婚後“極度的憎”。的確,張氏對感情生活極端重視,更甚於形式上的婚姻結合。早在1929年,吳宓準備與陳心一離婚時,諸友皆反對,獨其贊成,“謂人言不足恤”。賀麟則注意到:“他在理論上素來是反對家庭制度的,所以他平日絕口不談家庭事。”可見其對於家庭現實和婚姻制度的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