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塔什干講話到戈爾巴喬夫訪華，中蘇關係正常化爲何延宕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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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清楚地記得那個友誼，與同志般合作的紐帶將蘇聯和人民中國聯結在一起的時代。我們從不認爲我們兩國間的敵對和疏遠狀況是正常的現象。”

1982年3月，勃列日涅夫在烏茲別克視察工作時，對中國釋放出了和好的信號，中國對此也做出了積極的回應。

然而，在雙方高層的高度重視下，中蘇關係正常化這一雙方共同追求的目標，卻直到1989年戈爾巴喬夫訪華才終於實現。

中蘇關係緩和爲何經歷瞭如此漫長的過程？

中蘇交惡

新中國成立之初，在外交上採取了一邊倒的政策方針。

而蘇聯也鼎力支持意識形態與國家利益與之高度一致的新中國，第一個承認新中國並與新中國建交，還對中國進行了力度空前絕後的援助，爲新中國打下了工業化的基礎。

如此，中蘇兩國之間形成了同志加兄弟的情誼，兩國關係全面發展，在國際問題上互相策應，是真正的親密同盟。

然而，隨着斯大林的逝世，中蘇雙方在意識形態、外交戰略、建設社會主義的發展思路等諸多方面都產生了分歧。

起初，中蘇雙方在美國這個共同對手的壓力下，還能夠維持團結。

但隨着美國調整了對外策略，對中蘇實現“軟硬分治”，對蘇聯緩和而加緊對中國施壓，令中蘇兩國的國家利益出現了重大分歧。

在1959年，艾森豪威爾邀請赫魯曉夫前往戴維營共商美蘇緩和事宜。

赫魯曉夫聞訊大喜過望，爲營造緩和氣氛，不惜撕毀與中國之間的國防科技合作協定，撤回援華覈武專家，甚至試圖限制中國自主發展核自衛力量。

然而，當時的新中國正面臨着極爲嚴峻的安全形勢，國民黨蔣介石政權殘餘勢力在美國的支持下，不斷叫囂要“反攻大陸”。

更令中國感到緊張的是，美國軍方不少高層都表達過“用原子彈對大陸進行打擊”的意願。

在此情形之下，中國唯有建立起屬於自己的核反擊力量，才能確保自身的安全。

蘇聯阻礙中國獲取核武器這種爲了自身全球戰略而罔顧新中國安全需求的行爲，令中蘇關係出現了不可彌合的裂痕。

從這之後，原本被勉強壓制的意識爭論迅速翻上了檯面，而隨着這場爭論的愈發激烈，中蘇兩黨之間的幾乎斷絕聯絡，兩國關係也全面惡化。

中國和蘇聯從心理層面上都不希望與曾經的同志反目。

在1964年，借赫魯曉夫下臺之機，蘇聯邀請中國參加十月革命勝利47週年慶典，中國也派出了由周總理親自帶隊的高規格代表團出席，顯然雙方都有意緩和關係。

然而，在慶典後的晚宴上，卻有蘇聯高層口出狂言，聲稱中蘇關係惡化問題在於兩國的領導人間的分歧，蘇聯已經搞掉了赫魯曉夫，只要中國再搞掉了毛主席，兩國關係就會好起來。

中方聞言當即色變，周總理當場質問蘇聯領導層：“你們請我們來是不是在向我們挑釁，是不是爲了要我們撤掉毛主席的領導。”

儘管蘇方其他高層辯解此人只是醉後胡言，但在中方看來，如果不是心裏有這樣的想法，就算是喝醉了，也不會說出這樣的話來。

因此，這次本意在緩和中蘇關係的訪問，結果反倒導致了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曾經互爲倚靠的中蘇兩國，竟逐漸走到了兵戎相見的地步。

艱難緩和

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隨着國際形勢風雲變化，中蘇兩國都開始重新考慮彼此的關係。

蘇聯方面，由於戰略擴張的持續消耗和東歐的離心主義傾向，已經感受到了疲憊，實在無力在亞洲開闢新的戰場。

因此，眼看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逐漸改善，中蘇關係卻持續緊張，在維持兩國關係最後的保險——《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即將到期之際，蘇聯再度向中國發出了緩和信號。

1979年1月，勃列日涅夫公開宣稱，蘇聯在任何時候都不會撕毀體現蘇中兩國人民友誼的文件。

而此時的中國，在經歷過改革開放後，不少原本與蘇聯的理論分歧已經不復存在。

並且，雖然中國此時已經與美國正式建交，與西方陣營的關係有了較大緩和，但中國與美西方之間的根本性矛盾並未解決。

美國爲首的西方陣營依舊在許多方面對中國施壓，尤其是在臺灣問題上，雙方的分歧尤爲嚴重，可以說，中國在國際上依舊處於兩面受敵的態勢。

因此，在收到蘇聯的信號後，中方很快做出回應。

中方表示，同盟條約被歷史證明並無實際意義，中蘇之間真正需要的，讓兩國關係恢復正常化。

蘇聯方面對此也是從善如流，兩國很快就中蘇關係正常化問題展開了談判。

然而，就在中蘇關係似有轉機之際，阿富汗政府試圖擺脫蘇聯控制，蘇聯因此悍然入侵阿富汗。

在中蘇關係依舊緊張的情況下，蘇軍在阿富汗的存在，無疑會給中國的安全造成威脅。

中國對此十分不滿，爲表抗議，中國在第一時間對蘇聯政府的行爲表示了強烈譴責，並中止了與蘇聯的談判，中蘇關係再度跌入谷底。

不過，隨着里根上臺，中蘇關係又迎來了新的機遇。

相比於前任，里根政府更加富於攻擊性，在上臺後對中蘇兩面出擊，一邊以“星球大戰”計劃，消耗蘇聯實力，一邊加強對臺軍售，撩撥中國底線。

中蘇兩國都深感美國壓力，不由開始考慮彼此接近的可能。

於是，在1982年3月，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講話時，再度向中國發出了示好信號。

中國的回應也來得格外迅速，就在勃列日涅夫發表講話的2天后，中國外交部召開建部以來的首次新聞發佈會，對此做出公開回應。

儘管中方的回應十分簡短，且其中明確表示拒絕講話中對中國的攻擊，但蘇聯方面依舊爲此歡欣鼓舞。

因爲在回應中，中方一句“重視蘇聯的實際行動”，實則是表達了接受蘇聯示好的意思。

果然，就在當9月，中蘇雙方重新開啓了關係正常化的談判。

雖然雙方立場仍存在較大的分歧，尤其是中方堅持蘇聯應先蒙古和阿富汗撤軍，並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和老撾，蘇聯則希望“中蘇關係不要涉及第三方”，談判桌上雙方脣槍舌劍，氣氛依舊顯得僵硬。

但整體上看，雙方都有明確的緩和意願，在談判之外，雙方的氛圍也和諧友好，中蘇關係明顯出現了好轉的跡象。

然而，中蘇恢復談判還不到3個月，蘇聯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突然病逝。

更加糟糕的是，由於老人政治的傳統，蘇聯新選出的最高領導人安德羅波夫繼任後一年三個月又去世了，再之後的契爾年科也在繼任一年一個月後離世。

這導致在關鍵的幾年中，蘇聯領導層卻忙於換屆過渡，無暇他顧，中蘇關係正常化的進程自然也陷入停滯。

蘇聯也從中吸取了教訓，在契爾年科逝世後選出了一位最年輕的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以免因換屆導致權力真空的情況長期持續。

在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後，蘇聯的國內問題已經十分嚴峻，所面臨的國際形勢也進一步惡化。

面對這糟糕的局面，戈爾巴喬夫在外交上採取了全面緩和的戰略，對中國自然也不例外。

甫一上任，他就用改革派的謝瓦爾德納澤取代原本的強硬派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又將與中國關係較爲密切的羅高壽任命爲主管中國事務的副外長。

然而，由於來自美西方的壓力更強，戈爾巴喬夫的主要精力還是放在了對美西方緩和上，對中蘇關係正常化的關注程度有限。

在這種情況下，中方選擇主動出擊，鄧小平託羅馬尼亞幫忙帶話，表示只有蘇聯在中蘇關係中的“三大障礙”採取行動，中蘇關係纔會有進展。

戈爾巴喬夫在海參崴發表講話，宣佈準備從蒙古和阿富汗撤軍，這也是蘇聯首次在中方最關注的“三大障礙”上讓步。

但中方在3個方向中最爲關注的，其實是南疆的穩定，因此，對於戈爾巴喬夫的表態，中方並不滿意，雙方繼續就越南從柬埔寨撤軍一事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鄧小平隨後在接受美國記者採訪時，也專門強調了中方對柬埔寨問題的重視。

不過，在強調中方原則的同時，鄧小平也下蘇聯展示了誠意，表示如果蘇聯能夠在柬埔寨問題有實際行動，他願意破例出訪，到蘇聯的任何地方與戈爾巴喬夫面談。

在中方的高度關注下，中蘇談判持續推進，直到1988年6月，中蘇雙方終於就此談出了成果，蘇方表示，願意就柬埔寨問題進行專門的討論並達成諒解。

隨後，中蘇關係正常化的進程開始加速，包括邊境劃界問題在內一系列之前橫亙在中蘇之間的未決事項均有所進展。

1989年5月，戈爾巴喬夫訪華，與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進行會晤，在會晤中，雙方宣佈實現中蘇兩國、兩黨關係正常化，中蘇之間“不正常”的疏遠終於宣告終結。

參考資料

上海紀實-檔案-中蘇關係正常化祕聞

春天是如何到來的?——中蘇關係從對抗到緩和的轉變及原因 孔寒冰 國際政治研究

回顧中蘇關係正常化的艱辛歷程 李景賢 黨史博覽

鄧小平與中蘇關係正常化 張金才 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