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佛得角新任主帥：散落的球員，機會不均的島嶼，和未完成的足球體系-體育-漫步新聞-陪你看看

圖源網絡，油畫效果爲AI處理。文字節選自朱天心《漫遊者》。

撰文｜劉天諭

編輯｜張欽

還要再講一遍佛得角的世界盃故事嗎？今年夏天，你甚至能在排隊進Hollister試衣間的時候聽到年輕女孩跟她媽媽談論佛得角隊（也稱“藍鯊隊”）——一支身價還沒有亞馬爾一個人高的非洲球隊，第一次踢世界盃，成績是戰平西班牙，晉級淘汰賽，加時階段一球惜敗衛冕冠軍阿根廷。

佛得角是由大西洋中的十座島嶼組成的國家，資源稀缺，有漫長的移民歷史，沒有職業聯賽。它靠着留洋球員和僑民球員走完了世界盃之旅。

你可以將這條路理解得很簡單：爲了尋找兌現天賦的機會，窮苦的足球天才紛紛離開家鄉，國際比賽日臨近，教練組想到數量龐大的僑民，就召集球員回來，接着他們創造了奇蹟。

但在藍鯊隊新任主教練亨貝託-貝當古（Humberto Bettencourt）眼中，這並不是佛得角足球，或者只是其單一面。他今年51歲，在佛得角做了十八年教練，在國家隊工作了六年，今年八月剛從助理教練轉職主教練。六年裏，貝當古參與了這支球隊的建構，他要花許多時間考察散落在海外各個聯賽的球員，與他們保持聯繫，並和同事商定徵召名單。“團結不會自動發生”，爲球隊技戰術方面的決策提供依據之外，貝當古也負擔起幫助新成員融入團隊、確保每個人理解比賽要求的職責。

他有體育科學的碩士學位，會被當地媒體稱爲“很鑽研足球的研究型教練”，也執教過多支佛得角地區聯賽球隊。和國家隊上一任主教練布比斯塔（Bubista）走訪佛得角賽區的時候，他們觀察踢足球的年輕人；看到體育體系不夠職業的部分，貝當古推動了佛得角足球教練協會成立，試圖爲填補缺口出一份力。

貝當古說，在足球行業裏待得越久，越能發現球員天賦、資源稀缺或取得的成績概括不了佛得角足球。“必須看到培養、文化、組織、僑民和機會之間的關係。我們的進步以及仍需克服的挑戰，都取決於這種組合。”

貝當古回消息很快，給每一個問題寫下了長長的答覆。我們討論了他對自己足球生涯的觀察、這支創造佛得角歷史的球隊是如何被組建起來、足球從業者在大西洋中的羣島上過着怎樣的生活，以及更重要的，當中國球迷不再把藍鯊隊的世界盃成績歸因於奇蹟或運氣，不再想象佛得角與某種缺食少藥的生活掛鉤——我們該如何理解佛得角足球。

人們聽到“羅伯託-洛佩斯（ Roberto Lopes ）”的時候總是有點困惑。這不是個典型的愛爾蘭名字。“我父親來自佛得角”，洛佩斯會說，但眼前的愛爾蘭人顯然不知道佛得角是什麼。

洛佩斯知道的也不多。他父親卡洛斯16歲就離開了佛得角，在船上做廚師，後來在比利時開了咖啡館。去愛爾蘭度假的時候卡洛斯遇見了後來的妻子，他們的孩子在愛爾蘭長到27歲，除了父親以外，只見過一個佛得角人。洛佩斯是愛爾蘭超級聯賽的一名後衛，爲愛爾蘭U19踢過球，從沒想過自己會成爲一名國腳。

2018年，他在領英收到了一條用葡萄牙語寫的消息。消息是佛得角隊當時的主教練阿古斯（ Águas ）發來的，《衛報》寫道，洛佩斯不懂葡萄牙語，當作垃圾郵件忽略了。第二年，對方問他考慮得如何，他翻譯了之前信息，“灰溜溜地回去道歉，說，如果不算太晚的話，我很想參與進來。”

徵召僑民球員是佛得角隊的傳統，足協副主席告訴《衛報》，系統的僑民球員招募進程大約始於2002年。根據里約熱內盧聯邦大學德梅洛教授（Victor Andrade de Melo）的記錄，早在1983年，就有葡萄牙的佛得角裔球員入選藍鯊隊。

之後四十多年裏，更多效力於不同國傢俱樂部的球員穿上了佛得角隊球衣，用貝當古的話來說，佛得角足球是島嶼性的，也是全球性的，“我們的力量來自島嶼與世界各地僑民之間的聯繫。”

直到1975年獨立，佛得角一直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殖民時代，生活在佛得角的人大多靠農業生存，降雨依靠微弱的大西洋風。乾旱是常有的，這意味着飢餓。哥德堡大學的人類學教授麗莎·奧克松（Lisa Åkesson）統計，20世紀40年代有總人口數1/3的人死於飢餓，1958年至1959年，仍有數千人。與此同時大量契約勞工被送去了葡萄牙，或葡萄牙在非洲的其他殖民地，那裏的種植園環境惡劣，工資形同虛設。

於是有了20世紀的三波移民潮，如今，佛得角有人居住的九座島嶼上一共有50多萬居民，不同的統計口徑下，僑民人口大約是這個數字的1.4-3倍。

政府早早將僑民放進了國家的發展進程，這個龐大的羣體意味着“調動外部資源”的可能性。1992年，僑民擁有投票權被寫進了憲法，之後三十多年裏，政府推動了許多政策、項目和國際協議落地，保障僑民在海外的生活、鼓勵他們在佛得角投資，併爲公民的遷出和迴流提供便利。

也是在1992年，“自願取得外國國籍會喪失佛得角國籍”的規則被廢止，2023年，獲得佛得角國籍的條件再次放寬，在國外出生的，佛得角公民的子女、孫子女、曾孫子女或玄孫子女，都可以申請佛得角國籍。

這樣的社會自然會組建一支有許多僑民球員、幾乎所有人都是雙重國籍的球隊去代表它。

佛得角隊對僑民球員的吸引力是多方面的，貝當古將它概括爲，“體育信譽、成績，以及早已存在於佛得角僑民社區中的身份認同感，共同作用的結果。”

僑民球員往往需要在兩個，甚至更多國家隊中間，選擇一件球衣，開啓自己成年後的國際比賽生涯。對某個國家隊心理上的親近是影響他們決定的重要因素，球星奧利塞選擇法國隊是典型的例子，出生於荷蘭的辛迪-卡布拉爾（Sindy Cabral）說自己爲佛得角隊效力，也是“因爲我太愛佛得角了”。

他的父母都是佛得角移民，他們在荷蘭相遇，在一個“佛得角人隨處可見”的社區定居。每年夏天，他們都會帶着卡布拉爾回佛得角。這位23歲的後衛接受《衛報》採訪時說，自己對佛得角很熟悉，“我一直想爲祖國效力。”

這很正常，只要“他們最終的決定是有意識的決定”，貝當古說，技術團隊與球員溝通時，從不許諾出場時間、首發位置或入選大名單的資格，也不會把大賽作爲說服球員的唯一方式。

“因爲國際生涯大於一屆賽事。佛得角隊的球衣代表着對團隊和國家的承諾，球員需要時間做出選擇，會做出不同的選擇，都應受到尊重。”

確定佛得角隊大名前，國家隊教練組考察過本地賽區。佛得角的足球比賽是半職業性質的，有人居住的九座島嶼被分成十一個賽區，每個賽區都有自己的聯賽，賽區冠軍會獲得參加全國錦標賽的資格。

2022年，貝當古跟着佛得角隊當時的主教練布比斯塔走訪了一些賽區。結束之後，布比斯塔告訴《羣島快報》，“球隊整體強度偏低”。“年輕人很難進入國家隊”，布比斯塔說，因爲佛得角沒有持續運轉的國奧隊，“U17代表隊大約每兩年參賽一次，這遠遠不夠。”

今年世界盃佛得角隊的大名單裏，沒有一位球員在本地聯賽效力。

對佛得角球員來說，通向島外的路好像很寬闊。爲了踢球離開佛得角的人，去西班牙、法國等歐洲國家的聯賽，不佔用非歐球員名額。

現實是，想要靠足球走出去並不容易。“個人網絡起到的作用相當大，”貝當古說，一位優秀的球員想要留洋，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認識‘對的人’”。“通常，生活在俱樂部數量更多、比賽更規律、曝光度更高的島嶼上的人，會更有優勢。”

佛得角首都普拉亞所在的聖地亞哥島擁有南、北兩個賽區，南區的12支球隊雙循環，能踢滿22輪比賽。EPIF等常被媒體報道、培養過多位國腳的青訓機構，也都在這裏。

馬尤島的情況則不同。2024-2025賽季馬尤島沒有舉辦地區聯賽，新賽季開始前，地區足協的主席接受採訪時說，“我們協會沒有足夠資金舉辦賽事。協會可以提供一輛大巴，但無力承擔燃油和司機費用，導致一些球隊放棄訓練和比賽。青年流失也使組隊變得困難。”

“我不認爲所有年輕人都有相同的機會。”貝當古說。

出行成本和交通限制，會使教練、經紀人或外國俱樂部的球探很難觀察到某些島嶼的球員，貝當古說，無論是否走到留洋那一步，“一名年輕人即使有潛力或能力，也可能因爲生活在能見度較低的島嶼或地區、沒有參加規律比賽，或無法接觸到人脈網絡而面臨困難。”

留洋是足夠優秀的幸運兒纔有機會走的路。和大多數來自非洲的球員一樣，許多離開佛得角的球員，會從歐洲低級別聯賽起步，爲了尋找更好的機會，職業生涯輾轉許多國家。慢慢的，地圖上的“外國”，，或是某位教練煙霧繚繞的辦公室、一塊有冰激凌的奶油麪包。

當地媒體會在他們轉會或表現出色的時候過來採訪，談話中，總要問問外國人經常回答的問題：這裏的聯賽和你之前踢過的有什麼不同、你在這個城市有怎樣的回憶。隨着時間的推移，許多非洲球員會選擇一個自己生活過的國家定居，然後獲得新的國籍。

關於世界盃，貝當古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場小組賽前，佛得角國歌響起那一刻。當時他站在亞特蘭大體育場的技術區，看向了球場大屏幕。屏幕裏，第一次參加世界盃的球員們列隊整齊，他們出生於四個國家，在八個國家的聯賽踢球——

“但在那一刻，所有差異都消失了。”貝當古寫道，“不可能不去想，爲了抵達那裏所需要的一切，以及幾代人中，所有爲這一刻作出貢獻的人。”

“這位球員或許能代表國家隊”，類似的信息可能是教練組在比賽或數據平臺中發現的，也可能來自海內外的足球教練、佛得角隊前球員、管理人員、經紀人、球員的家人，或者僑民社區的成員。

貝當古說，理想情況下，佛得角隊會在某位球員還沒有成年的時候就關注到他，瞭解他的經歷和證件情況，觀察他的水平與競技狀態，再決定是否接觸。

接觸球員的時機很重要，他們原則上只能代表一個協會參加A級正式賽事。第一次接觸如果發生得太晚，球員可能已經與其他足協建立了穩固聯繫，或者對自己的國際比賽生涯早就做好了決定。

球隊出現了位置空缺，臨近比賽才與球員聯絡，這樣行不通，因爲聯絡和徵召是兩回事。在世界盃踢後衛的莫雷拉（Moreira）18、19歲的時候就收到了佛得角國家隊的信息，他記得“他們一直給我打電話，還通過親戚朋友聯繫我”。只不過當時他是法國青年國家隊的一員，還太年輕，難以做出有關未來的決定。

耐心是必要的，球員和球隊之間需要經過謹慎的雙向選擇，貝當古說，與球員建立關係、衡量他們的意願、觀察他們的比賽，都要花時間，球隊在不同時期也會有不同的球員需求。雙方作出決定前，教練組偶爾會遇到電話號碼過期，或對方的經紀人變更。

在溝通階段，通常，教練組只會跟符合佛得角隊要求的球員談談家庭聯繫、身份認同、代表一個國家的責任，以及國家隊對球員的期待，“最重要的是說真話，不存在一句魔法般的話”。在貝當古的印象中，很多個決定性時刻發生在球員與家人交談、訪問佛得角、關注國家隊，或聽到其他國腳的經歷之後。

2019年，佛得角隊給洛佩斯辦了一個入隊儀式，他要在全隊面前唱歌。洛佩斯準備表演英文說唱，“但他們說，不行不行，必須是克里奧爾語歌曲。”喫過午飯他找到了《Dança Mami Creola》，一首節奏輕快、適合跳舞的歌。唱完第一句大家跟着唱起來，他覺得自己唱得不太對，“但大家挺熱鬧的”，洛佩斯覺得自己很快就融入了新環境。

但佛得角隊終究是一支由經歷和文化背景各異的球員組成的球隊，只要有需要，使用葡萄牙語和其他語言也是自然的，貝當古告訴《在場外》，“比只說一種語言更重要的是，確保每個人都理解信息。”

教練組非常重視溝通的清晰度。他們做了所有技術團隊該做的事，比如瞭解每個球員的特點、針對對手製定比賽計劃、組織定位球。關鍵在於，他們儘可能簡單地，向來自世界各地聯賽的球員們傳遞了他們需要知道的信息，確保比賽原則能被迅速理解和吸收。

“建立一支真正的球隊需要的遠不止溝通，”貝當古說，球員和教練的質量當然很重要，但“國家隊的成績從來不取決於個人能力，它依靠球隊裏明確的規則、尊重、信任和責任感，需要球員擁有共同工作的意願和適應能力。球員必須感到自己進入的是一個具有自身身份的家庭，而不是一個僅僅爲了比賽，短暫聚集幾天的羣體。”

集訓期間的共同生活因此凸顯出重要性。團隊裏會有自然的非正式交談，教練組的任務，是幫助新成員理解團隊的文化和規則，瞭解他的困難，並在問題變大之前解決它們。23歲的佛得角隊後衛卡布拉爾告訴《衛報》，自己度過了一個快樂的夏天，球隊休息的時候他們總是一起出去玩，“像家人一樣玩樂、跳舞”。

足球是一份激烈、嚴密的工作，人與人之間的連接，是這項運動給稱職的參與者們額外的禮物。

在國家隊工作了七年，貝當古意識到佛得角隊與海外僑民和社區之間的聯繫，“遠遠超出‘是否存在正式觀察員’這一點”。世界各地與佛得角、與足球有關的人都有可能分享信息，幫教練組識別潛在球員、覈實球員經歷——這值得感激，也行之有效，美中不足的是，這樣的聯繫太依賴個人起到的作用。

比如，如果連接起球員和佛得角隊的中間人出現得太晚，一位有資格，或許也有意願代表佛得角隊的球員，進入技術團隊視線範圍內的時候，可能已經對自己的國際比賽生涯做好了規劃。

一個依靠規則、流程運轉良好的體系，比一個依靠人的體系更健康、有效、長久。麥迪遜爲美國憲法辯護的時候是這麼想的。貝當古觀察佛得角足球的時候也是這麼想的。

回顧自己過去51年的經歷，貝當古說，“我的人生從來沒有沿着一條完全規劃好的道路前進。”

他曾迫於生計離開學校，成爲一名木匠。2008年，他33歲，擁有一家專營木工和金屬機械加工的公司，那一年，穩定的生活讓他看到了實現教練夢想的可能性。

貝當古告訴奧林匹克官網，一開始，他和島上更有經驗的教練交流，得到了一些巴西教練分享資料和心得的網站鏈接，和一本教人“用頭腦取勝”的足球訓練指南。他是那種家裏沒有網絡就去網吧學習的人，感受到知識的重要性，就回到了學校，從本科讀到碩士，主修體育科學、運動訓練和應用於體育的神經科學，在葡萄牙畢業。

執教地區球隊的經歷讓貝當古攢出了一些名氣，當地媒體形容他的時候，會寫“一位很鑽研足球的研究型教練”。到了2020年，貝當古“多年的學習、工作和奉獻得到確認”，佛得角國家隊新上任的主教練布比斯塔發來邀請，貝當古成了他的助理教練，負責那些與球隊運轉高度相關、但很少被公衆看見的工作。

他把過往的經歷紋在左臂上，從下往上看，先是戴着口罩做工的自己，學士帽和攤開的書通向一個足球，提醒他工作、學習、堅持和謙遜的價值，以及“我們從哪裏開始，不必然決定我們能到達哪裏。”

這句話在佛得角教練安東內斯（Lúcio Antunes）和卡多索（Felisberto Cardoso）身上同樣適用。執教地區球隊的時候，他們一個是航空管制員，一個在大學裏教地理。後來，安東內斯帶領佛得角隊首次打進了非洲杯決賽圈，他的繼任者正是卡多索。

2016年聖地亞哥北區裁判集體罷工的時候，大衛-馬欽（David Machín）也在場。裁判被拖欠了薪水，馬欽是第一位以職業球員身份在佛得角踢球的西班牙人。當時他效力於布拉瓦體育俱樂部，“合同很體面”。俱樂部高層大多住在波士頓，更衣室裏除了馬欽，還有四名來自塞內加爾和幾內亞的外援。

“布拉瓦體育的球員都有工資，”馬欽告訴《阿斯報》，“但你和聯賽裏其他俱樂部的球員聊天，有人會告訴你自己一分錢都拿不到。”

這樣的情況今天仍然存在。“因此，如果要描述整個足球圈的現實，我認爲負責任的做法不是給出收入的數字——現實是非常多樣的，”貝當古總結道，“只能說，我們的薪酬與職業足球環境中的水平相距甚遠。”

薪酬水平只是佛得角足球“不夠職業”的結果，而非原因。“關鍵是要創造可持續、有結構、全國一體化的，人才識別和跟進體系，減少地理分散、流程不連續以及過度依賴非正式關係造成的影響。”在貝當古的描述裏，這個體系需要建立在規律比賽、共享觀察標準、球員登記與跟蹤、青年與成年國家隊銜接、教練持續培訓，以及俱樂部、地區協會和足協越來越緊密的聯繫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