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一生獻給社會主義刑事法治建設：追思法學泰斗高銘暄先生

儘管高銘暄先生九八高壽，但從京城傳來他於本月26日上午遠歸道山的消息，我仍頓感驚愕，扼腕不已。看着10天前我和他互致“恭賀新春”的微信，無盡追思汩汩而出。

這位從小漁村走出來的法學泰斗、全國優秀教師、全國師德先進個人、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榮譽教授、“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最美奮鬥者”稱號獲得者，是如何從一個懵懂少年，經過歲月磨礪，逐漸成長爲一位成績斐然、成熟沉穩的“人民教育家”的呢？讓我們循着先生的足跡，尋覓他所創造的無數個“第一”，領略他平凡中的不平凡。

從小小少年到大學教師

1928年5月，高銘暄出生於玉環島西南海邊的一個小漁村：鮮疊。他父親先後在上海、杭州地方法院工作。1947年，中學時就想攻讀法學專業的他進入浙江大學學習。浙大法學院是1945年抗戰勝利後才創辦，校長竺可楨特地從武漢大學把著名國際法學家、法律系主任李浩培先生挖過來擔任院長，高銘暄是法學院第三屆學生。李先生的課引人入勝，促使他進一步明確將來要從事刑法工作。

1949年5月杭州解放後，不久宣佈撤銷浙大法學院。高銘暄轉學成爲北京大學法律系三年級學生。除了課堂上的名師教學，他有機會聆聽許多名教授的學術講座，有機會聆聽陳毅、彭真、安子文等領導幹部的精彩報告，還聽過王明（即陳紹禹，時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主任）關於婚姻法的起草工作報告，聽了丁玲、老舍等文學家的報告。他如魚得水地認真學習、博覽羣書、積極撰稿，不久便成爲《北大週刊》編委會中唯一一名學生編委。

1951年8月，高銘暄從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恰逢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來北大招收10名研究生，他想進一步系統學習研究刑法理論，順理成章地報了名。解放初的中國人民大學是培養高教老師的搖籃，先後聘請蘇聯專家多達近百人，刑法教研室前後有過四位，他主要跟隨達瑪亨教授和尼古拉耶夫教授學習。以全優的成績畢業後，高銘暄留校在刑法教研室工作，此時他25歲。

唯一全程參與國家刑法典制定的學者

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國家憲法和五部國家機構組織法，立法工作開始走上正軌，刑法、民法和訴訟法都在啓動。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法律室負責組織人員起草法律的工作。在物色、篩選、組織立法工作小組時，高銘暄有幸被選中。因爲受過刑法專業訓練，而且是鳳毛麟角的研究生學歷大學教師，所以法律室主任武新宇（後任中國法學會第一任會長）很看重他，並讓他爲大家上課，系統講解刑法有關知識。

新中國的立法是在舊法的廢墟上白手起家的，難度很大。立法小組一邊參閱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刑法典、美歐日等國西方刑法典，一邊借鑑我國古代刑事立法，並參加由最高院組織的研讀全國萬件刑事判例案卷。在此基礎上，先由大組集體起草刑法總則，再分小組分別起草刑法分則。經過無數次起草、討論、修改，第二年終於擬就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第一稿，再經過反覆討論修改，包括22次比較大的修改變動，最後於1957年6月形成了比較定型的草案第22稿，但因政治運動戛然而止。

1961年10月，立法工作重新啓動，高銘暄又和一部分原班人馬回到人大常委會參與刑法立法工作。1962年毛澤東同志指示：“不僅刑法需要，民法也需要，現在是無法無天。沒有法律不行，刑法、民法一定要搞。不僅要制定法律，還要編案例。”於是高銘暄又應召回到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法律室上班。經過一年多反覆學習政治文件、法律文件、司法文件和不斷研究、討論、修改，1963年10月9日立法小組終於完成刑法（草案）第33稿送中央審查並被認可，但最終不了了之，高銘暄又回到了中國人民大學。1970年人民大學被停辦解散，他被分配到北京醫學院工作。

1978年7月，中央批准國務院關於恢復中國人民大學的決定，高銘暄又回到母校。1978年10月中央政法小組召開法制建設座談會，確定由陶希晉同志負責組織有關部門和專家學者修訂刑法草案第33稿，高銘暄再次應召參加。由40多人組成的修訂小組先後交出了修訂一稿和修訂二稿。高銘暄在討論中提出的兩個問題都爲大家所接受：一是過了訴訟時效的核準追訴問題，主體不應是最高法院，而應是最高檢察院；二是檢察院對法院提出的“抗議”應改爲“抗訴”。在這最後一輪的修改中，在33稿基礎上，又有了5次大修改，形成了刑法草案第五稿。送中央政治局審閱同意，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和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審議修改後，我國刑法（草案）終於提交到全國人大五屆二次會議上進行表決。高銘暄既興奮又激動，在人民大會堂見證了會議表決過程。1979年7月1日，全體代表一致通過了含有192個條文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從1954年的26歲小青年到1979年的51歲知命之年，高銘暄把人生最美好的時光都獻給了刑法立法工作。據他回憶，自己是唯一全程參加刑法立法的學者。他深深地感到，能把青春獻給國家立法大業，實現學者人生價值，值了！

創造了許多值得記錄的“第一”

高銘暄認爲，三尺講臺是他教書育人的陣地，著書立說是他的學術生命，法治實踐是他從事法學理論研究的源頭活水。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高銘暄迎來了他人生道路上的學術春天，創造了許多值得記錄的“第一”。

1981年7月，高銘暄完成近20萬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和誕生》，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在全國發行，一個月內12000冊全部售罄，這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第一部刑法專著。鑑於 1979年刑法到1997年刑法的巨大變化，他於2002年5月補充完善了此書，寫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誕生和發展完善》上下冊，2017年又出了此書的補充版。這本全景式論述我國刑事立法數十年風雨歷程的著作受到了國內外同行的好評，2017年起在德國出版了三卷德文版，其題贈版已爲德意志國家圖書館、各州立圖書館、各高校和研究機構圖書館所收藏。此外，他於1994年出版了85萬字的三卷本《刑法學原理》，集納、概括、提煉了我國刑法學理論領域的一系列重要成果，因此榮獲了全國高校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一等獎、國家圖書出版的最高獎“第二屆國家圖書獎”。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誕生和發展完善》，高銘暄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隨着社會經濟發展和法制建設推進，法學逐漸成爲一門顯學，全國各地高校和業餘院校、電大以及自學考試者都亟需一本比較規範的教科書。於是司法部和教育部聯手組織編寫教材工作。1982年由司法部牽頭，邀請全國12位刑法學專家學者在北戴河開會討論統一編寫刑法教材問題，大家一致推薦高銘暄擔任主編。由於教學、出專著、編教材任務壓得緊，他的腰疼病發作了，爲了不拖大家後腿，履行主編統稿職責，他竟半躺在躺椅上，墊高枕頭，肚子上擱一塊木板，稿紙夾在木板上，左手按着稿子，右手寫着文字。上班時由別人開着車子連同躺椅一起送到辦公室，一邊上班一邊寫。就這樣，改革開放以來第一部最爲權威的刑法教科書《刑法學》於1982年年底完稿，由法律出版社出版。這既是一部教科書，又是一部學術著作，浸透着刑法學家們的心血與學術精華。它在全國高校發行採用後，好評如潮。此後又修改再版8次，印數近200萬冊，1988年獲得國家級優秀教材一等獎、司法部優秀教材一等獎。1987年他又主編了文科統編教材《中國刑法學》，1992年獲第二屆全國高校優秀教材特等獎。同時他還主編了《刑法專論》，並被教育部推薦爲刑法學研究生教科書，成爲我國第一部刑法學研究生教材。至1996年，他主編的本科、自學考試、電大、研究生等各層次刑法教材不下6部，堪稱當時主編教材層次最全、種類最多的學者。

在這些著作和教材中，在參與刑法立法過程中，高銘暄提出了許多刑法理論創新觀點。比如在刑法觀念、犯罪概念、社會危害性、犯罪構成、刑事責任等刑法基本理論方面，在立法根據、立法原則、立法技術、立法經驗、立法修改與完善等刑事立法理論方面都有獨到見解；在一罪與數罪等刑法理論與適用方面，僅發表在《人民檢察報》的文章就有13篇；他在司法制度方面提出了廢除勞動教養制度，建立社區矯正制度，實行特赦、大赦等赦免制度；他是國內最早關注死刑問題的學者；他還是較早提出研究國際刑法與國外刑法的學者。

走向國際學術舞臺，展示中國學人風貌

上世紀80年代，在國內學者對國際刑法處於比較陌生的時候，高銘暄就在法律系開設了國際刑法專題課程，爲研究生講授國際刑法。1983年他第一次出國進行學術交流與訪問，發現國外學者並不瞭解我國刑法制度和刑事法律，有的甚至還停留在清朝民國階段的印象。他向國外同行介紹了我國法治進展狀況後，外國學者表現了極大興趣，於是他進一步介紹了中國刑法的歷史與現狀，特別是最近的發展，受到了國外同行們的熱烈歡迎。1993年10月他在中國人民大學創辦了國內第一家國際刑法研究所。1999年9月在匈牙利布達佩斯召開的國際刑法協會第16屆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爲國際刑法協會副主席，這是亞洲人中唯一的副主席，併兼任中國分會的主席。在中國政府及中國法學會大力支持下，在他的努力下，以“全球化時代刑事犯罪的挑戰與對策”爲主題的2004年第17屆國際刑法學大會在北京召開。這是該國際會議100多年來第一次在亞洲國家召開，有65個國家與地區的近千名代表參加，會議達成了許多共識，密切了國際刑法界的交流，擴大了中國學者的影響力。

從1983年開始，他的足跡遍及美、英、意、法、德、日、加、荷、奧、西、俄、丹、匈、瑞士、土、埃及、澳、新西蘭、巴西、卡塔爾等20多個國家和港澳臺地區，對國際及區際的學術交流作出了傑出貢獻。2015年4月聯合國第13屆“預防犯罪與刑事司法大會”上，國際社會防衛學會授予他切薩雷·貝卡利亞獎，這是亞洲人首獲此獎。

上世紀80年代,高銘暄（左三）與他指導的4名博士生在研討刑法問題。

桃李芬芳，獎掖後學

高銘暄教書育人70餘年，以“三嚴，四能，五結合”育人之道培養了無以數計的年輕後生。許多學生已經在全國各地各個行業的關鍵崗位上發揮作用，有一批中青年已經成長爲公檢法司各級領導，其中包括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的領導。步入耄耋之年，他逐漸把精力放在提攜與獎掖在刑法學專業研究中出類拔萃的中青年學子。先在中國人民大學支持學生們建立起刑事科學研究中心，並於2002年12月成立“高銘暄刑法學建設基金”。2005年又幫助學生在北師大成立“刑法科學研究院”，自當名譽院長，積極開拓學術交流合作網絡。2009年他建立了“京師高銘暄刑事法學發展基金”，並捐獻30萬元，在他引領下，與會專家紛紛解囊捐贈，達200多萬元。

儘管高老工作、生活在北京，主要的學術成果也是在北京取得的，但是他的影響力是輻射全國甚至全世界的，他的學生是遍佈全國甚至海內外的。此外，他和上海因緣深厚，對上海刑法學界的幫助很大，對上海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情有獨鍾。據原上海社科院副院長、上海市社聯黨組書記沈國明教授回憶，高老是“三好先生”：記性好，身體好，業務好。另外，京戲唱得好。發言時，中氣足，聲如洪鐘。原上海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所長顧肖榮教授告訴我，他的第一本著作就請高老作序，那年高老正帶領學生下鄉實習，帶着書稿下鄉，在艱苦的條件下認真看完了書稿才寫上了序言，讓顧肖榮感動異常。

2020年時，92歲高齡的高老還主編出版《當代刑法前沿問題研究》一書。2023年9月，高老作爲教師代表，精神抖擻地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新生大會上發表熱情洋溢的演講，祈望新生們要認真學習、努力實踐，既讀好書、又做好人，努力鍛造修爲，成爲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棟樑之材和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可以說，他的一生都獻給了社會主義刑事法治建設工作和馬克思主義刑法理論研究與教學事業，獻給了培養法學人才的事業。他勤勞奮鬥的人生軌跡和德潤後生的教研之道，爲廣大知識分子、爲千萬莘莘學子樹立了鮮活的人生座標與學習榜樣。

（本文寫作過程中參閱了高銘暄口述、傅躍建整理的《我與刑法七十年》及報刊與網絡文章，一併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