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啓山林：《唐代官制》的前後四十年

2026新年伊始，張國剛老師全新增訂再版的《唐代官制：官吏體系與機構運行》成爲筆者手邊開封的第一本書，看到封面的一刻，感覺既熟悉又陌生。熟悉在於，自從筆者在本科階段決心以唐史爲研習方向，舊版的《唐代官制》（1987年版）就成了時時刻刻需要打交道的參考書；陌生在於，餘生也晚，十年前進入大學時，已經買不到這本出版於上世紀的實體書了。重讀新版《唐代官制》的過程，既是對筆者十年來學習唐史歷程的重溫，也是對100多年來唐代制度史研究發展脈絡的回顧。

《唐代官制：官吏體系與機構運行》，張國剛 著，中華書局2026年出版

在“自序”中，作者總結了中國百年來制度史研究的三個維度。其一，是討論和敘述歷史上存在的制度，重點在於典章制度書籍所記錄的規範；其二，是對制度文化的研究，即制度運行的條件、程序與過程，涉及相關的權力關係、人事關係，可歸納爲“活的制度史”；其三，是通過制度史的梳理，探索中國的社會變革出路，這不僅僅是學術研究，更是“古爲今用”的政治活動。

從邏輯上講，“三個維度”的制度史研究是由低及高、由淺入深的，作者將《唐代官制》定位於“第一維度”，並期待爲後兩個維度的研究提供一些基礎知識，自是謙遜之辭。在筆者看來，百餘年來唐代職官制度的研究，反而呈現出“三個維度”的倒置，而《唐代官制》的出現，標誌着相關研究的基礎終於走向夯實。

據作者介紹，1900年章太炎的《中國通史略例》、1903年康有爲的《官制議》，代表着“第三維度”的制度史研究，“古爲今用”“中體西用”的色彩濃厚，史學研究是爲了變法革新服務。涉及唐代官制，更爲典型的案例可以舉出梁啓超的《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而“第二維度”的制度史研究，以陳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爲翹楚。因爲痛感隋唐兩朝雖爲中古極盛之世，卻“迄鮮通論其淵源流變之專書，則吾國史學之缺憾也”，正式出版於1944年的陳著將漢唐之間的制度變革納入考察，爲隋唐盛世之制度找到了“一曰（北）魏、（北）齊，二曰梁、陳，三曰（西）魏、周”三個源頭，打破了孤立看待各王朝典制的傳統，也破除了“後世史家以隋唐繼承（西）魏、周之遺業，遂不能辨析名實真僞，往往於李唐之法制誤認爲（西）魏、周之遺物”的“謬誤”。

這樣一來，“第三維度”與“第二維度”的制度史研究，以40年爲間隔先後誕生代表之作，但是基礎性的“第一維度”制度史研究卻尚需期待。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局面，或許是因爲前人有“三通”之類的古書可備查閱，又具備較深厚的舊學根底，故而不願在“新史學”方興未艾之際投身“乏味”的基礎研究。但是，時代愈晚近，新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學人的知識需求就愈加迫切，“第一維度”的著作應運而出。

辭典的編纂，往往是對一個學術發展階段的里程碑式總結，勢必要求全、求細，在官制方面，則不能侷限於“第三維度”的古爲今用之“政論”，和第二維度的提綱挈領之“高論”，而是要俯身向下，將有唐一代的典章制度清晰完整地勾勒出來，完善“第一維度”的制度史研究，爲未來的學術大廈打好地基。《二十世紀唐研究》評價《唐代官制》“全面系統地論述了唐代職官的設置、職能、銓選、管理、考課、俸祿、致仕等制度及其變化，展現了唐代官制的總體輪廓”，是很精當的。就此，“三個維度”的代表作正好以40年爲間隔出現，或許反映了學術發展的某種規律。

舊版《唐代官制》問世後，以十萬餘字的小巧篇幅，成爲唐史學人的案頭必備。由於其對唐代職官制度的介紹要而不繁，故而可以作爲工具書來翻檢查驗，而且其中的一些學術闡發也得到了學界的重視。如果說學術著作最大的價值就在於啓迪後學，那麼《唐代官制》無愧於“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的評價。

而從舊版到新版，《唐代官制》又用了將近40年。作者在新版《唐代官制》的“後記”中說，經過增訂、修改、補充後的《唐代官制》，“雖然在大的章節上還保留着原書的一些模樣，但是，它確實是一本重寫的新書了”。從篇幅看，新版《唐代官制》的體量是舊版的五倍，何以能有如此規模的擴充？一方面是作者對唐代官制的認識不斷加深，另一方面是學界湧現了一大批以唐代職官制度爲研究對象的論著，極大地改變了唐代官制的研究面貌。新版《唐代官制》充分吸收了40年來新出的研究成果，並積極與之展開對話，從而呈現了唐代官制體系的全貌。也就是說，新版《唐代官制》以40年爲週期，對學術新進展進行了充分總結。

以第一章“宰相制度”爲例，舊版《唐代官制》僅在“政事堂制度”一節的末尾，簡單提及了與宰相處理政務相關的堂帖和堂案。而在新版《唐代官制》中，作者強調自舊版問世以來，“頗有學者論及於此，使問題更加清晰，研究更加深入推進”，所以在參考了劉後濱、雷聞、李全德、王孫盈政等學者的研究後，作者將“堂帖與堂案”專闢一節，吸收既有研究成果之餘，又對關鍵史料進行了詳細闡發，補充了唐代宰相制度發展到中後期的具體運作情況。

這種擴充在第三章“政務機關——尚書省”表現得更爲明顯。舊版《唐代官制》將尚書六部二十四司集中於一節進行介紹，稍顯侷促，也與尚書六部在唐代行政體系中的實際地位無法匹配，所以新版《唐代官制》將六部各分一節，二十四司都獲得了更爲詳盡的介紹，讀之可知尚書省職權尚未被使職侵奪時的政府運行圖景。而唐代中後期的使職與尚書六部的關係也未被作者忽略，“戶部”一節專設“附錄”，介紹“唐代財政三司使”，它們逐漸代替了尚書戶部四司的唐代財政管理機構之地位，掌握了唐代中後期的經濟命脈，將這篇詳細的“附錄”與正文部分對讀，就可以掌握唐代財政制度變遷之概況。相比於舊版，新版《唐代官制》進一步貫徹了“以唐代最爲典型和完備時期的官制體系爲基本框架，然後在有關部分裏敘述有關使職的設置與變化”之原則，亦可以看作是對杜佑《通典》“設官以經之，置使以緯之”名言的呼應。

新版《唐代官制》的最後一章“文書行政”則是全新設置的章節，契合副標題中的“機構運行”，畢竟文書是唐代各官僚機構之間的紐帶，通過信息的不斷傳遞，整個國家機器才真正運轉了起來。中國早在秦漢時期就已經有了成熟的文書行政制度，到了唐代就更加周密繁複。近些年來，有關“王言之制”與“文書行政”的研究汗牛充棟，作者在充分消化吸收的基礎上，以“尚書省爲中心的文書上下”“‘王言’形態與運轉”“‘王言’的決策與施行”“臺符與敕牒”爲目，分門別類地介紹了唐代文書行政制度的概貌，生動地展現了之前章節介紹的各官僚機構的互動情景。

綜上，舊版《唐代官制》的問世，代表着“第一維度”的唐代職官制度研究的基礎走向夯實，承繼了此前以40年爲週期的學術發展規律；而新版的《唐代官制》則又吸收、總結了舊版問世後近40年的學術成果。將前後兩版《唐代官制》視作唐代職官制度研究的里程碑，並不爲過。和舊版一樣，新版《唐代官制》的推出，又將成爲啓迪後學的鑰匙，未來的40年，又會有多少學人以此書爲門徑，貢獻更多的學術佳作呢？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