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人的意義危機及其療愈——《詩酒精神》新書分享會舉行

1月11日，“古典文人的意義危機及其療愈：《詩酒精神》新書分享會”在上海圖書館東館舉行，《詩酒精神》作者、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朱承梳理了該書的核心脈絡，旨在引導讀者探索多元的意義建構方式，倡導一種融於日常且精神舒展的生活美學。

活動現場

《詩酒精神》以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涉酒詩詞作爲研究對象，探討中國古典的詩酒精神。詩酒精神是以詩歌藝術的形式，借飲酒之事來表達對宇宙、人性與天道的認識，實現“藝”與“道”的結合。傳統文人圍繞“酒”進行的詩歌創作，從早期的禮儀生活和秩序精神的展現，演變成後來的文人個體心性、情懷、志向的反映，乃至對於歷史的追思與叩問。在傳統詩酒精神中，詩人們活在當下的現實感、豁達樂觀的人生態度，以及不慕名利的灑脫情懷，參與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塑造，對於中國傳統士人心態產生了影響。文人的詩酒意象，呈現了他們對於美好生活嚮往的感性維度，也展示了傳統知識分子思想世界中的非理性氣象。

《詩酒精神》，朱 承 著，商務印書館出版

活動伊始，朱承從該書撰寫緣起切入，指出當下人們普遍面臨“衣食無憂卻精神不悅”的困境，往往需要藉助運動、飲食乃至寫作等外在事物以尋求愉悅。反觀歷史，古人與今人的生活境遇亦有相通之處。書中聚焦的李白、蘇軾、辛棄疾等文人，同樣人生坎坷、理想受挫——李白一生落寞失意、蘇軾屢經顛沛、辛棄疾壯志難酬。他們不約而同地寄情詩酒，以之彌補現實中的遺憾，安頓身心。

雖然古人與今人的精神困境與意義危機具體表現不同，但其共同的前提皆是“生活的不如意”。正是在不如意的境遇中，李白、蘇軾、辛棄疾、陶淵明等文人得以跨越時空，與我們展開對話、共享生命體驗。他們在面臨精神困境時仍能保持昂揚與樂觀的精神，正是藉助詩酒文化所蘊含的療愈機制：以酒移情，獲得情緒上的舒緩；以詩言志，實現意義的重新建構與精神的向上超越。也許他們在事業上難以如意，但他們的文字可以與我們共情。今日讀者亦可從“惟有飲者留其名”這般詩性精神中，感應古人情懷，探尋屬於自己的療愈方式，重新感受生活的意義，亦可如傳統文人一般，通過閱讀歷史與經典，主動建構生命的意義世界。

朱承進一步指出，在公共生活中飲酒應有明確的界限，這一區分對維持健康的社會與個人生活形態具有重要意義，正如《詩酒精神》第一章所揭示的，中國禮制傳統很早便對飲酒作出公私邊界的劃分，例如周公《酒誥》中的相關規範。朱承通過具體概念與人物案例進一步闡釋相關思考，提出“放達型儒者”這一概念，並以蘇軾爲例進行解讀。與傳統認知中敦厚持重、悲天憫人的儒者形象不同，蘇軾代表了一種“既世間又出世間”的生活態度：既熱烈投入日常生活，又能超越世俗束縛，達到“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境界。這種於日常生活中實現精神超脫的取向，爲意義建構提供了重要參照。

朱承強調，詩酒精神的關鍵，在於領會“得意忘酒”的智慧。於古人而言，酒是注意力轉移的媒介，詩是精神昇華的路徑。一旦通過創作實現了情感轉化與境界提升，便不必執着於媒介本身，從而完成從有限物境到無限心境的跨越——療愈的核心並非飲酒行爲，而是背後的精神超拔。對現代人來說，共鳴於古人的詩酒精神，亦可尋找屬於自己的當代媒介，比如聽音樂、運動、陪伴寵物等，皆能成爲反思生命、觀察社會、融通天地的療愈途徑，實現精神的涵養與通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