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女星劉曉慶在社交賬號發了一條很短的動態：“我不認識這個人，從沒有見過面，更沒有借過一分錢。看着我好欺負，算計上了我唄”。

她說的不是古柯，是深圳那樁官司裏的王先生——法院終審判決，她要在未實繳出資的範圍內，爲一家珠寶公司的債務承擔補充清償責任，金額是330萬。

不難看出，被追債330萬，劉曉慶感到很委屈。

而差不多同一段時間，另一個覺得自己更委屈的人，正被無數條短視頻反覆提起。

他叫古柯，1988年生，比劉曉慶小三十八歲，做過她六年的專職攝影師。

他也說自己是被算計的那一個，只不過他指的算計者，是劉曉慶。

六年：月薪一萬，包喫包住，隨叫隨到

古柯的起點不算好。

他出身廣東農村，父母務農爲生，家裏經濟條件一般。

爲了學攝影，他曾給攝影工作室當免費學徒，只要管飯就行。

好在他肯學，能下苦，慢慢的他也能獨擋一面，能夠獨立的接商業拍攝。

2015年，經人介紹，他進了劉曉慶的團隊，做專職攝影師。

按他自己的說法，這份工作是口頭談下來的：月薪一萬，包喫包住，但24小時隨叫隨到。

活兒也遠不止按快門——攝影、剪輯、開車、跑腿、打理日常瑣事，一個人幹三四個人的活。

入職不到一年，有些事情悄然發生變化，他搬進了劉曉慶在北京的別墅。

據他向媒體講述，他和劉曉慶那時的關係從僱傭關係變成了戀人關係，這樣一起生活的日子，他們過了大約6年。

對古柯來說，這六年裏有些事情他是能確定的，他沒有勞動合同，幾乎沒有繳納社保，而且所有時間都跟着劉曉慶一個人的行程走，以至於沒有時間外接外面的商業客單、沒法積累自己的客戶。

他後來的所有委屈，都是從這兒長出來的。

從被拉黑到504萬

2021年，古柯和劉曉慶徹底鬧掰了。

古柯的說法是，他向劉曉慶提出借錢創業，被拒絕，隨後微信、電話全被拉黑，也被要求搬離別墅，他想再靠近住處和公司，保安攔着不讓進。

剛鬧掰那會他並沒有鬧，而是選擇了沉默。

只是後來他越想越覺得委屈，於是他決定起訴劉曉慶。

他向北京朝陽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劉曉慶支付勞務報酬與終止合作的補償，合計504萬元。

這筆錢怎麼算出來的，他自己的口徑是：六年的勞務差額、24小時待命的加班費、欠繳社保的損失，再加上一份他聲稱雙方簽過的終止合作補償協議。

2026年7月，古柯從廣州坐火車趕到北京。

8月4日，朝陽法院組織庭前調解，劉曉慶本人沒有露面，只派了兩名律師，調解不到一個小時就破裂。

劉曉慶這邊的態度從來沒軟過。

她公開說過那句被到處引用的話：我身上365塊骨頭，沒有一塊是軟的，一分都不給。

她否認雙方存在戀愛和同居關係，說兩人只是僱傭關係，薪酬早已結清，古柯所說的那份"補償協議"，她也不認。

截至現在，這起案件還沒有迎來判決結果。也就是說，504萬這個數字，一分都還沒有落定。

直播間的另一條戰線

官司在法院裏慢慢走，古柯在網絡上走的是另一條路。

從準備起訴到開庭這兩年，他一直在開直播、發視頻：講當年怎麼進的團隊、怎麼搬進別墅、怎麼被拉黑。

也講自己現在的處境——回了廣州，租月租八百的城中村單間，有時房租緊張，要好幾天才能湊夠房租。

他也試過直播帶貨，賣玉米、襪子、拖鞋，一個月收入不到三千。

他還說他頭髮掉了，人瘦了，患上了抑鬱，一度想輕生。

今年8月調解失敗的當晚，他開了一場直播，摘掉帽子露出光頭，紅着眼圈說自己被"害慘了"。

這段畫面被剪成幾十條短視頻，轉得到處都是。

還有一件事他講過不止一次：相親近四十次，次次沒有下文。

唯一一個願意接觸的姑娘，父母知道他的過去後直接反對，最後也黃了。

這段"全網皆知"的經歷，成了他身上很難撕掉的標籤。

把這些擺在一起看，會發現他其實在打兩場仗：一場在法院，要的是錢；一場在輿論，要的是有人聽他把話說完。

前一場講證據，後一場講情緒，而情緒永遠跑得比證據快。

她說，那些聊天記錄是編的

今年8月31日，劉曉慶第一次正面回應了古柯放出來的那些東西。

她的說法很直接：所謂兩人之間的聊天記錄是編造的。

她還說古柯好喫懶做，是個渣男，並再次強調自己一分錢都不會給他。

她的邏輯也不難懂——如果連這段關係本身都不存在，那麼所有建立在它上面的敘述，都只能是編的。

古柯那邊的邏輯同樣清楚：如果只是僱傭，那六年24小時待命、攝影剪輯開車跑腿全包的工作量，憑什麼只值一萬塊，憑什麼沒有合同、沒有社保。

兩個人在爭的其實不是同一件事：一個爭的是"到底有沒有這段情"，一個爭的是"這六年到底值多少錢"。

外人看熱鬧，法院看證據

圍觀的人早就分成了兩撥。

有人罵古柯軟飯男，六年青春換一場空，還想要五百萬。

也有人同情古柯遇人不淑，被人用完了就丟。

兩邊都說得通，因爲大家看的往往是自己願意相信的那個版本。

但這件事真正繞不開的是一個法律問題：六年裏這種長期、穩定、以人身依附爲特徵的用工，到底算不算勞動關係？

如果算，賠償口徑要按工資、工齡、社保來走；如果只算零散勞務，那就是一筆一筆結清的服務費。

504萬和最終可能判下來的數字之間，差的其實就是這個定性。

這個問題，只有判決書能回答。

所以外人看到的那些細節——光頭、抑鬱、相親被拒、城中村單間——都很動人，卻沒有一條能直接變成判決裏的數字。

法庭上說話的是合同、轉賬記錄、聊天記錄的原件，以及雙方各自能拿出多少證據。

這件事真正值得記住的

熱鬧看完，能帶走的東西不多，但有幾條是硬的。

第一，凡是涉及錢和合作的約定，要白紙黑字寫清楚。

口頭承諾的月薪一萬、口頭應下的"以後不會虧待你"，在關係好的時候是情分，在關係斷的時候什麼都不是。

合同、社保、付款記錄、補償條款，當時覺得多餘，日後就是唯一的憑據。

古柯這六年最缺的，未必是運氣，是那幾頁紙。

第二，成年人要能承擔自己選擇的代價。

他選擇了跟着一個人的行程走，選擇了推掉外面的所有商單，選擇了把時間和手藝都押在一段關係上。

這些選擇在當時未必錯，但代價確實由他自己付。

把所有後果都推給"她害了我"，情緒上過得去，事情上過不去。

第三，別陷進執念裏。

古柯今年38歲，正當壯年，攝影這門手藝雖然荒了幾年，底子還在，重新接活、重新攢客戶，並非沒有可能。

他想起訴可以繼續起訴，但與此同時，日子還得往下過，一場官司不該成爲一個人全部的人生。

最後筆者想說一句：希望這起拖了幾年的事早點有個結果。法院怎麼判就怎麼算，該賠的賠，不該賠的不賠。

希望他們兩人都能早日從這件事裏走出來，各自回到安靜的、正常的生活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