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村超、蘇超的火爆是政府和社會的雙向奔赴

11月18日，新華社發佈了《從“村超”到“蘇超”，爲啥都能踢進你我心門？》

從貴州榕江的“村超”，到江蘇“十三太保”的“蘇超”，草根足球這股清流，從鄉野和城市的不同土壤中奔湧而出，匯聚成中國基層體育的滾滾熱浪。

一個是西部欠發達地區，一個是東部經濟大省，從“村超”到“蘇超”，都沒有天價球星，亦無過度商業包裝，卻以最質樸的方式火爆出圈，點燃了億萬普通人的足球熱情。體育的本真，原來可以如此動人。

草根足球一路“超”的，不僅是地理的距離，更是觀念的壁壘、參與的邊界和發展的想象。它告訴我們，體育的根在羣衆，體育的魂在熱愛。

有人說，“村超”和“蘇超”之所以能火，是因爲它們“太真實了”。

真實在哪？在僅有幾十萬人口的貴州縣城榕江，一個個你我身邊天天可能遇到的賣肉攤販、種地農民、工地工人，換上球衣，精氣神一變就成了球場上的英雄；在城市化高度發展的江蘇，同樣是人們身邊的體育老師、維修工、程序員，下班後一掃疲憊，直奔綠茵場。

說到足球技術，他們未必精湛如專業球員；但球場上一個個奮力奔跑的身影，打破了體育賽事的“精英敘事”，也讓觀衆找到了貼近生活的“代入感”。當足球從一種“被觀看的表演”迴歸爲老百姓“可觸摸的生活”，“村超”“蘇超”場上場下的每個人，都找到了久違的快樂。

人人可參與，人人能享受。這種“接地氣”，既構建起賽事與觀衆共同情感的堅實紐帶；也如同一面鏡子，映照出今天中國基層社會活力與創造潛力。

“蘇超”爲孩子們中高考貼心“讓路”，把比賽安排在假期晚間；“村超”中場響起的不是流行金曲，而是侗族大歌、苗族舞曲；贏球的獎品是一頭豬、一隻羊、幾隻雞鴨……這些細節，不是策劃出來的“營銷梗”，而是來自鄉土市井的泥土味、煙火氣。

“村超”“蘇超”之所以動人，也許正是因爲那份“未被過度修飾”的純粹。中國體育的未來，既要看成績突破，又要看羣衆基礎；既要培養精英，也需構建廣泛參與、充滿活力的基層生態，讓老百姓都能熱愛體育、參與體育。

“草根足球”出圈，絕非僅憑民間力量一腔熱血。“村超”“蘇超”繁榮的背後，更是一場政府與社會的“雙向奔赴”。

貴州大山裏的“村超”，地方政府沒有大包大攬，而是退後一步，甘當“服務生”，做好保障場地、協調資源、推動融合等工作。賽事怎麼搞、規則怎麼定，怎樣“玩”起來，交給村民自己說了算。這種“民間主辦、政府服務”的模式，既保留了賽事最可貴的草根氣息，又注入了公共服務的人性溫度。

在“蘇超”，我們也看到了政府“不越位、不缺位”的治理智慧。13座城市聯動，賽程動態調整，高溫天改爲兩週一賽……看似細微的靈活調度，背後是精準的民意捕捉和精細高效的組織協同。

榕江縣建有數十座免費開放的標準足球場，而江蘇全省萬人擁有足球場數量位居全國前列。這些前瞻性的硬件投入是“村超”“蘇超”能夠成功的基礎。但真正讓業餘賽事“活”起來的，是治理的“軟實力”，是一種在羣衆自發與規範發展之間尋找平衡的智慧。

當管理部門從“臺前”走到“幕後”，從“主導者”轉成“共建者”“服務者”，有所爲有所不爲，來自民間的創造力、創新力就會如江河破冰、奔流不息。

“村超”“蘇超”爲何能超越體育範疇，促進消費、拉動區域協調發展，繼而演變爲文化展演、社區認同和經濟增長的重要載體？

在“村超”賽場，侗族大歌、苗族舞蹈與足球競技同臺綻放，地方美食與激情吶喊交織共鳴；在“蘇超”看臺，“水蜜桃加油”“鹽水鴨必勝”的趣味口號，以及各賽區融入的地方戲曲、非遺展示，將一場場比賽升級爲地域文化展示的嘉年華，讓更多人爲家鄉自豪、爲中國喝彩。這一刻，足球背後注入了更宏大的意義。

不僅是“體育+文化”，更是賽事“流量”變現經濟“增量”。在“村超”帶動下，榕江特色美食與鄉村旅遊廣受歡迎，一個小縣城年旅遊綜合收入突破百億元，影響力走出大山、邁向全國。“蘇超”更催生了串聯城市“喫住行遊購娛”的“票根經濟”，僅前7輪賽事就撬動多場景消費超380億元。

基於地緣和共同愛好的集體狂歡、社交互動，起到了重建人們對所生活的城市、鄉村、社區的認同，爲緩解現代都市人的疏離感提供瞭解決思路。一場場看似短暫的球迷流動，正在轉化爲持久的情感紐帶與文化向心力。

我國擁有14億多人口的超大規模市場。珍視從基層煥發的民間智慧，就有足夠的空間孕育出一個個新“超”。它可能是一場體育賽事、一場羣衆演出，或者超出我們想象的別的樣式。

我們期待更多“村超”“蘇超”在中國大地生根發芽，讓更多平凡的角落，滋養出不平凡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