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鑑抄”風暴背後:當文學“原創”邊界被重新測繪|文匯·文化視點
由社交平臺博主發起的“鑑抄”風暴,正以超出預期的速度改變文學生產既有規則。
11月15日,社交平臺有博主發帖指出鄒謹憶刊發於《上海文學》2025年第12期的小說《泊松比之夜》,與森目2020年發表於《廣西文學》的《星塵河頭上流淌》存在多處相似與重複。被曝光當天,《上海文學》即發佈致歉聲明,撤回作品全平臺宣傳推薦,對作者“永久禁發”,並“爲編輯工作中的失察深感愧疚”。
此前數日,《人民文學》也因00後作者赫柏散文《湘江北去》涉嫌“替換關鍵詞的改寫”式洗稿,追回稿酬、設置禁發期並向讀者致歉,而這已是該刊近期第二次同類聲明。從“300字雷同”到“替換關鍵詞式洗稿”,最先發現問題的,幾乎都不是發表平臺的審稿流程,而是互聯網“民間讀者”。
有網友犀利指出:置於AI深度介入內容生產的背景中看,“鑑抄”系列事件所暴露的,是一整套文學生產與評價機制在技術條件劇變之下的結構性滯後。當“人人都是評論者”時,誰來爲判斷的準確性負責?當“鑑抄”成爲流量邏輯的一部分時,如何避免誤傷與過度指控?
“洗稿”不再需逐字複製
“借鑑”與“挪用”的邊界被模糊了嗎
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評論家許道軍在接受採訪時表示,“鑑抄”零容忍本應是寫作鐵律,但讀者、期刊和作者三方的反應邏輯並不相同。讀者視“鑑抄”爲“公開欺騙”,積累情緒亟待釋放。期刊和出版方將頂格處罰視爲“挽回所剩不多聲譽的最後機會”,既回應讀者,也化被動爲主動。而作者一方更爲複雜,存在“知錯”與“委屈”並存的現象:知道“鑑抄”不對,又覺得委屈;期刊出版社之前很少“動真格”,現在突然下狠手,有點“不教而誅”。
風波中容易被忽略的技術細節,也指向了AI時代文學倫理的核心難題。比如,《人民文學》在聲明中坦承,《湘江北去》“非逐字複製,而是替換關鍵詞的改寫”“發稿前,多款查重軟件未能識別”。傳統查重系統建立在“文本同一性”之上,對字面重複較真,卻對語義層面的重構、語序調整、意象置換沒那麼敏感。而AI恰恰擅長“非逐字”改寫——在不復制任何完整句子的情況下,將一段文本的敘事框架、情境邏輯、情感走向整體遷移到另一語境中。
這意味着,“原創”與“非原創”之間那道線,從“文字重複率”滑向“敘事結構與經驗組織的獨創性”。而當AI以極低成本完成“解構重組”式的文本生產時,受衝擊的不僅是審稿能力,更是“寫作作爲需要付出時間與生命經驗的活動”這一倫理前提。
文壇不同聲音交織出複雜光譜。作家莫言曾在一次訪談中表示“我想年輕人都會吸取教訓,慢慢地成長起來。將來最好辦法就是用新創作,來讓大家重新認識你。寫作這個事情是一輩子事情,來日方長。”蘇童用“偷糖果”與“搶銀行”區分不同程度的“偷”。麥家直言“抄襲不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一個良心問題”。
與此同時,如何避免“過度鑑定”引發的“誤傷”也進入討論視野。浙江大學教授、評論家翟業軍談到,查重的便利化必然引發前AI時代無法想象的現象:一個作家積數十年之所勞創作的百萬言作品被鑑抄師一股腦投餵給軟件,只要存在幾十個字重複,就被釘上“抄襲”恥辱柱。但問題在於,完全的原創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所編織出來的任何一個文本,都只能像克里斯蒂娃所說,是‘引文的馬賽克’。”但“有沒有在臨摹、沿襲的過程中加入一點屬於自己的東西,自己的一點東西加進去之後,是不是能夠翻出新的境界來,是衡量一個人、一部作品是否具有創造性的關鍵所在”。
他坦言並非爲抄襲洗地,而是提醒:抄襲是一樁足以摧毀一個人創作生涯的嚴重指控,任何人發起這樣的指控,都應該首先思考“什麼是抄襲、抄襲的構成要件是什麼”。
邊界,正在被重新定義與釐清。
讀者不再只是讀者
“外部監督力量”意外崛起
傳統上,讀者是文學產品的接受者,其反饋主要作用於“好或不好”的審美評價。但在這一系列事件中,以“抒情的森林”爲代表的讀者或博主承擔的是事實覈驗與倫理監督職能,並在時效上跑在專業編輯流程之前,在效果上直接觸發了發表平臺的懲戒機制。
社交平臺公共性與跨文本檢索便利性,使得分散的閱讀經驗有可能聚合爲準專業化能力。當一位讀者願意花時間比對相隔數年的文本時,其所調用的“細讀”資源,是追求效率與規模的一些期刊審稿流程難以配置的。但這種填補是脆弱的——它依賴個別博主的持續投入,帶有選擇性,無法替代全檢、事前、可申訴的制度化審覈。
讀者的“較真”不應成爲文學原創性保障的默認基礎設施。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鄧建國將這一變化置於傳播環境變遷中理解:文學評價從“少數專業機構把關”走向“公衆共同監督”。“創作可以共創,責任仍須明確。當人人都能輕易生產文字時,文學真正稀缺的是獨特的經驗、思想與審美判斷。”在他看來,對一部作品要問的是:它究竟提供了什麼新的經驗、表達方式或理解世界的可能性?“這些問題無法僅靠查重軟件回答,也不能由AI檢測器代替文學批評。”
文學產品供給能否滿足
水漲船高的多元審美訴求
風波表層之下,湧動着更深不滿——讀者對當前文學產品供給的整體性失望。作家、文學博主張在告訴記者,市場化文學出版幾乎陷入“死衚衕”——部分出版社和出版品牌對新作者的挖掘、培養和保護停滯了。
“作爲虛構類型小說作者,出版品牌只願意進行電子出版,與平臺事後分賬。”他直言,這種出版看起來新潮,但對作者“完全沒有基礎保障”——原創版權一旦被低價收購,失去首發權,將再難對作品進行版權化開發。他建議,文學應探索像論文一樣引入匿名審覈制度,或可模仿歐美文學通行的收費審覈制度。
“鑑抄”風波不只是個別作者道德失範,它暴露的是整個文學生產鏈條——從創作激勵到出版政策,從期刊審覈到市場秩序——在技術條件劇變之下的系統性不適應。一旦不信任的口子拉大,水漲船高的受衆多元審美訴求難以獲得滿足,傷害波及的將是寫作根基及整個行業生態。
有雜誌致歉聲明末尾寫道:“將進一步加強對稿件原創性的審覈,努力維護刊物的純淨。”“純淨”是一個值得停留的詞。但文學的純淨從來不靠一次風暴達成,“修辭立其誠”應是寫作者的通行證,而不是宣判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