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斯科因：成名後女人們向我蜂擁而來，還有女人寄來穿過的內褲

前英格蘭球星加斯科因在一本新書中講述了自己動盪的一生，本文內容是第二部分，主要講述了和前妻雪莉的感情之路。

以下內容是加斯科因第一視角的自述

第一部分內容

世界盃後不久我去了巴巴多斯度假，在布里奇頓看見幾間小屋，牆上寫着“加扎！”“我們愛加扎！”

回到英國，公衆對我百看不厭。我在酒吧裏被人圍住，香檳免費喝，錢也像流水一樣入賬。找我代言的東西五花八門——午餐盒、地毯、T恤、鑰匙扣等。我去剪綵開店，20分鐘能拿1.5萬英鎊。我還拍了很多廣告——麥當勞、樂事薯片、阿迪達斯……不管什麼廣告，導演都想看見我嚎啕大哭。我不介意，反正錢給得足。名氣太大，媽媽和安娜就乾脆成立粉絲會，賣“加扎”徽章等周邊，還幫我處理鋪天蓋地的粉絲信。

有女人寄來穿過的內褲，媽媽受不了了。有個男人寄來恐嚇信，媽媽拆開一看，上面寫着：“我知道你住哪。我會把你銬在牀上，然後把你從頭到腳都強暴一遍。”媽媽打電話給我說：“兒子，我幹不下去了。”我當然不能怪她。來信多得誇張，桌子旁邊總有兩三袋黑色垃圾袋裝滿郵件等着分類。

“加扎熱”帶來的最大快樂之一，是我能盡情給家人花錢買禮物——珠寶、名牌、給孩子們的自行車，我甚至給爸爸買了船、房車，和不計其數的汽車。老爹對車着了魔——我一共給他買了大約82輛。一年三回：父親節、生日、聖誕節，我都得結賬。他在2018年去世前開的最後一輛，是7.5萬英鎊的寶馬。賬單寄來，我嚇了一跳。他表示：“這是我的父親節禮物。”我回：“哦，天哪。”可我其實不介意——我就是想幫他，他爲我做過太多。

世界盃後的驚人名氣也讓女人們向我蜂擁而來。報紙充斥着“我與加扎激情一夜”的標題，內容是她們誇我牀上多棒，給我滿分十分。我心想：“這姑娘我根本沒見過。”但被誇得這麼好，誰會真去較真呢？

從世界盃回來大約一年，我在赫特福德郡家附近的高級酒吧遇到了雪莉-費爾斯——那個後來成爲我一生摯愛的金髮女人。我們開始約會，爲了避開媒體經常住酒店。一開始特別好玩，化學反應強烈，我能感覺到她喜歡我，和我喜歡她一樣多。她正處在離婚過程中，我也很快見到了她的孩子，梅森兩歲，比安卡五歲。梅森太小不認識我，但有次喫早餐，比安卡盯了我很久，最後問道：“媽媽，爲什麼加紮在我們家？”那會兒我上電視上報紙的頻率太高，小女孩下樓看見我在廚房肯定覺得怪。

我們交往大概一年，我簽約拉齊奧。我告訴她要去羅馬時，她的反應讓我大喫一驚。在我心裏，我們只是比較隨意、時斷時續的關係，可她表示：“你不能就這麼走！孩子們覺得你是他們的爸爸。”按理說，我和孩子們相處時間很短，我們也交往不久，這話有點過。但我對雪莉的感情很真，也許心裏有一大半是想把這段關係走下去。於是儘管心存猶豫，我們決定，大概六歲的比安卡繼續上學，和她親生父親住，假期再來看我們；而梅森和雪莉一起搬到羅馬。

這段生活說不上成功。我在新俱樂部要立威，壓力山大。回到意大利鄉下的別墅，家裏孩子哭鬧、玩具凌亂，雞飛狗跳。我脾氣急，最受不了孩子哭，於是買了幾個裝在兒童臥室裏的裝置，只要孩子一出聲就發出“嗚嗚”的詭異聲。某晚雪莉表示：“孩子們今天太安靜了，他們平時不是這樣的。”我沒告訴她，那是孩子被嚇得不敢吭聲了。說句心裏話，我是真把他們當親生孩子愛，但那段時間確實難熬。大概六個月後，雪莉帶着孩子回了英國，偶爾假期再來。

1995年夏天，我在拉齊奧的最後一個賽季結束時，雪莉告訴我她懷孕了。按理我該高興，但我沒有，而且我承認我對她並不友善。當時我正籌劃轉會格拉斯哥流浪者，不想被任何事分心。回到英國後，雪莉多半住在她位於赫特福德郡的家，我則在流浪者踢球。我們的兒子里根預計1996年2月出生。臨產前不久，我隨流浪者在倫敦，有一晚和隊友出去玩，第二天有點醉醺醺地到了雪莉家。我敲門，對雪莉的母親說我是來趕着見孩子出生的。她卻讓我離開，否則就報警。我轉去蓋茨黑德老爹家，隨後又和朋友們出去喝酒，拼命想把一切麻醉掉。

第二天，在酒館裏，一個朋友指着報紙上的文章給我看，雪莉正在臨盆，打算給男孩取名“里根”。我就是這樣從《世界新聞報》上知道了自己兒子的名字。之後我回到赫特福德郡，終於把我的小傢伙抱在懷裏。那感覺太美妙了。儘管之前我對做父親有所顧慮，但那一刻我從未感到過那樣的愛。太棒了。雪莉解釋說，“里根”的意思是“小國王”。他的到來讓我們倆的關係更近。儘管分歧重重，我們決定爲了孩子努力一把。雪莉在格拉斯哥選了一棟漂亮的六臥大房子，帶網球場和游泳池。

1996年7月，就在我和英格蘭被德國淘汰出歐洲盃的一個月後，我們在赫特福德郡的漢伯裏莊園舉行了盛大婚禮，花了15萬英鎊，在當時是一筆大錢，但全由我們賣給《Hello!》雜誌的獨家版權支付。站在禮拜堂祭壇前，面對雪莉，以及所有家人和朋友，包括英格蘭隊友希曼、保羅-因斯、克里斯-瓦德爾、伊恩-賴特，還有好友丹尼-貝克和克里斯-埃文斯。我感到恐懼，就在我們互換誓言的那一瞬間，我知道自己犯了錯。我立刻覺得被困住了。但爲時已晚，只能硬着頭皮裝出一副沒事的樣子。

結婚僅僅三個月，1996年10月，我們之間的失和爆發成一件讓我一生都後悔的事。我們帶孩子在珀斯附近的格倫伊格爾斯酒店度假。我在餐廳因爲一件蠢事和雪莉吵了起來。她回房間，我跟上去，把頭頂到了她的頭上，憑着本能把她推開，把她推倒在地。我說了句“滾開”。她落地時傷到了手，痛叫起來。我知道自己捅了大簍子。她情緒平復後，我離開了。那一刻我已經無話可說，也無事可做。

幾天後，《每日鏡報》頭版寫着“加扎把雪莉打得黑青”，還配了雪莉在酒店外、手臂打着吊帶的照片。必須公平地表示：雪莉對那晚的回憶和我的敘述非常不同。無論如何，我會永遠爲那晚給她造成的傷害感到抱歉。我也明白，很多人會覺得我活該。此後，不管在球場還是街上，對手球迷都衝我喊“打老婆的，打老婆的”。流浪者承受了不小壓力要把我踢出隊，但我非常感激主教練沃爾特-史密斯支持我，我得以留在隊裏。謝天謝地，那賽季對俱樂部非常出色，我出場34次，進17球，我們贏下了超級聯賽和聯賽盃。

可格倫伊格爾斯事件像陰影一樣籠罩了我的人生。即便我們偶有短暫和好，也再回不到從前。1998年，離婚手續終於辦妥。儘管經歷了這一切，我還是感到心碎。更別提巨大的經濟壓力——70萬英鎊的和解金，外加每月1萬英鎊的撫養費。隨着我的職業生涯開始走下坡路，尤其在我一步步陷入酗酒和吸毒的惡性循環之後，要負擔這些錢，變得越來越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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